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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面开放 应对国际新格局（第5页）

六是加快布局CIPS，即建设一个以人民币为清算货币的全球商业银行网络。中国人民银行自2012年起就在建设并推进这个系统，经过六七年的建设，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有几十个国家900个商业银行加盟的、互联互通的贸易结算系统。一旦SWIFT给我们设置障碍，我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将CIPS推出来。

第四，进一步加快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引进外资的金额几乎等于全部工商产业资产的30%，这也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我国在金融领域基础性制度的开放却不够。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份额不到2%。金融领域开放程度有限主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外资不能开办某些类别的金融企业，或者不能开展某些金融业务，这涉及市场准入门槛的问题。其次，即便市场准入了，外资在很多领域还面临持股比例的限制。最后，即使外资企业在工商机构注册登记了，还会有一些营业范围不能触及。由于各类限制过多，一些外资银行与一个办事处实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中央高度重视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从2018年4月至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等四部委相继出台了多个文件，内含64条具体的开放性规则，其中有24条是关于市场准入的，11条是关于外资持股比例的，29条是关于经营范围的。市场准入方面，强调在准入前给予外资同等国民待遇；持股比例方面，逐步让外资控股甚至独资设立境内金融机构；经营范围方面，放开各种各样的业务许可。如果这64条措施全部落实到位，相信未来几年内会有一波非常热闹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潮流，每年可能会带来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的资金，10年时间里就将累积带来几千亿美元的资本金，撬动上万亿美元的实体运营资金，相当于产生了7万亿~8万亿元的金融资产，必将增加金融供给侧的力量。金融领域的这些开放措施，意味着国家会按时完成全资全牌照开放。目前，中国股市中的外资占比仅为2.7%，债市中外资参与度仅为2.3%，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一直在2%上下徘徊，保险业外资保费市场份额不到6%。而未来十年，2030年之后，当这一数字变成10%~15%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用惊讶。考虑到中国市场规模之大，百分比上的任何一点儿变化都将带来绝对值上的惊人变化。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一轮中国金融开放所蕴藏的机会。

与此同时，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不仅能带来巨大的国际金融资本，还会带来外资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管理经验、国际金融渠道。由于开放带来的竞争，国内金融机构在“与虎为伴、与狼共舞”的生态环境中，也能真正变强。一旦国内外金融机构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局面，我们对于有可能发生的“金融战”的防御能力无疑会大大增强。

（四）第四张牌，科技是关键牌

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在于提高科技水平，这需要我们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体系包括基础性研发、科研成果转化、大规模制造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在上述三个方面均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第一，基础性研发，国家投入明显不足。从整个科研开发投入的情况来看，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2018年，中国整个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2%，大约有两万多亿元。然而在“0~1”的战略性、高科技、重大基础性研发方面，即在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究开发（又称“核高基”研发）方面，投入量只有全部研发费用的5%。也就是说两万多亿元资金中只有1000多亿元投入了“核高基”的研发中。

反观美国，研发费大概占据整个GDP的4%，2018年大约在8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万多亿元，从绝对量上就是我们的2.5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核高基”研发方面的投入占到整个研发费用的17%，差不多有1500亿美元，相当于1万多亿元，是我们的十几倍。整个G20国家“核高基”研发占总研发费用的比例更是高达20%，这就是我们存在的真实差距。在“从0到1”、从无到有的基础性研发方面，我们的投入严重不足。

第二，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些基础性的研发专利成果，但我们真正将其转化为生产力的比例同样偏低。发达国家一般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比例大约为40%，而我们国家只有10%左右。为什么我们的科学家将技术发明出来，却转化不出成果呢？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激励机制不正确。

目前，我国专利转化的激励机制是：科研成果出来以后，投资者（无论是企业投资、研究所投资、学校投资还是政府投资）只拥有知识产权的30%，而70%归于发明者。这个机制看起来很好，能够鼓励科学家发明创造，但问题在于，专利如果转化不成生产力，70%的知识产权依然是零收益。

这方面可以借鉴硅谷的《拜杜法案》，该法案是1980年提出的。这个“Know-How”（技术诀窍）的分享专利法案规定，美国任何的科研发明专利，知识产权的13归原始发明人，13归投资者，剩余的13归有能力将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人。专利的转化者本身并不是发明者，而是专利分享者。在硅谷的专利转化运行机制中，专利转化者是一股重要的力量，这群人往往是年轻的科技人员，每年往返于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科研院校，这些学校将基础性研发如同大字报一般贴出来，专利转化者要逐一查看，如果认为可以转化某项发明成果，就会跟学校签约。几年之后，如果成果转化不出来，学校和发明者不会有任何损失，转化者的工作也是白干。而一旦成果转化出来，专利产生了重大的经济效益，那么13归发明人、13归学校、13归转化者。

专利转化者往往是高情商、能够掌握市场灵活信息的人。而专利发明者可能是高智商、可以承受孤苦寂寞的人。如果我们让大学老师、科学家跑到各个城市去孵化专利，实际上是把他们的优势变成了劣势。所谓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应该致力于将科研院所中专家发明的专利拿到市场上去转化，这才是真正的创业创新。如果让专家学者出来创业，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他或许可以发明出“0~1”的专利，但就是转化不出来。我国目前就缺少类似《拜杜法案》这样的规则，深圳实际上可以做类似的尝试，地方法规中也有专利法和合同法，我们就实行合同法，大专院校的专利可以跟不同的转化者签约，所谓“一女多嫁”，哪个转化者将事情做成了，哪个转化者就可以来分享经济收益。

第三，在大规模生产线制造、独角兽企业培育方面，我国还应当加强私募投资基金建设和科创板建设。首先，美国的私募股权市场可以对科技研发企业进行“一轮、两轮、三轮”或者“A轮、B轮、C轮、D轮”的多轮投资。而在资本市场，企业只有投资规模达到500亿美元才能上市。这种制度值得我们借鉴。其次，科创板的退出机制建设也要加强。目前，上海和深圳都在推科创板。科创板不能只进不出，那样就会变成“僵尸板”。深圳的新三板市场，当年实际是想做成科创板的。4年的时间里上市了1万多家企业，但除了上市时有一波成交外，其余时间基本都没有交易。这1万家企业是名副其实的“僵尸”上市公司。证监会没有办法，从中挑选了1000家企业，成为“新三板中的新三板”，为何不让其余9000家公司退市呢？目前，很多新三板公司都在动脑筋退市，到上海的科创板上市，好像之前进错了门一样。归根结底并没有什么诀窍，上海科创板如果不把退市制度搞好，过个三五年，500家科创企业上市，一堆垃圾公司不能退出，一样会遭遇新三板的宿命。这一类板块必须将退市制度完善起来，这也是国际惯例。

总之，科研创新补短板关键是要做好三件事。第一，加大“0~1”的投入，让“0~1”的投入占研发费的比重从5%变成15%，从而推动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原始创新加速发展。第二，加大发明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1~100”阶段让有转化“Know-How”的人才拥有一定比例的知识产权。第三，“100~100万”阶段要形成强大的私募基金投资、股权资本投资，形成一轮一轮的私募基金投资，最终上市。

（五）第五张牌，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先后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近一段时期乃至下一个阶段，中国对外开放有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第一，进一步降低关税、扩大进口。第二，开拓全新的开放领域，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地引进外资。无论是教育、卫生、文化领域，金融、保险、证券领域，还是各种服务贸易领域，都要让外资充分进入。第三，不断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让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下一轮开放的重点要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那么，何为制度、规则？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和公开化都属于制度、规则的构建。第四，不断建设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具体而言，内陆地区原本不够开放的城市，要力争建设成内陆开放高地；沿海地区本来就是开放高地的城市，包括上海、深圳，要在原有的开放基础上再创更新、更高的高地。对外开放要在高度、深度、广度上都有全面突破。第五，更好地参与WTO改革以及双边和区域性的FTA谈判，推进并融入全球化之中。

按照中央在对外开放方面的要求，近年来国内布局了18个自贸区。可以说，自贸区的政策，既涵盖了过去几十年开发区、经济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的各类政策，以及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政策，又有了全新的突破。如果自贸试验区经过建设，跟保税区、开发区、特区、新区差不多，那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不能“拿着西服做了衬衫”，衬衫虽然也有用，但不是自贸区要聚焦的贸易。自贸区要敢于突破以前开发区不能去做的事，即实现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物流自由、人才就业自由以及数字贸易自由。自贸区应该与FTA对标，即与国家和国家之间放开搞自由贸易的协定对标。自贸试验区应当勇于探索、试验FTA设定的游戏规则。而一般性的简政放权规则，没有自贸区，也应该做这些尝试。FTA中的游戏规则主要涉及八个方面，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清单保护、劳动力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竞争中性要求、教育卫生领域开放、数字经济开放。

总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建设开放新高地，当今中国最新的高地就是自贸试验区。我们要努力融入全球化进程当中，支持全球化发展，高举全球化大旗，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一方面，要支持并积极参与WTO改革；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双边的、地区性的FTA。如果我们能够跟欧盟、日本、韩国、东盟十国等建立自由贸易规则，中美贸易摩擦也就失去了意义。或许未来美国也会跟中国制定一个双边FTA，谁也不吃亏。

截至2019年6月，中国进口关税税率已经下降到7.4%，预计到2020年底可以继续降到5%左右。目前，全球贸易的平均关税税率在5%左右，通过签订FTA免去全部关税，其实也就是损失5个税点。20世纪90年代，我国关税税率是40%，为了加入WTO，把税率降到了15%左右。当时，国内很多专家还在讨论，加入WTO到底是占便宜还是吃亏了，哪些行业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无论如何，25个税点的降低，一定会有企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加入WTO后，2010年我们将税率降到了10%，2015年进一步降到8%，2018年以来又降到了7.4%。由此可见，努力降低关税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一旦降到零关税，就具备了与其他国签订FTA的逻辑基础。因此，打好FTA这张牌也将是我们制衡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撒手锏、一个关键手段。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五张牌符合中央要求的基本逻辑，不仅有助于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更有利于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会来到。

建设自贸试验区，补齐服务贸易发展短板

21世纪以来，全球服务贸易有了长足发展，尽管有2001年互联网泡沫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但是全球服务贸易还是从2001年的2.95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8年的10.8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

之所以有这个势头，是因为全球贸易格局变化，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首先是全球货物贸易的中间品贸易比重从30多年前的30%上升到了现在的70%，一个全球性大产品往往是在几十个城市、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生产出来再销往全世界，这就导致了服务贸易大发展。因为伴随着上中下游产业链中的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需要相应的从研发创新、物流运输到产业链金融以及清算、结算等生产性服务业，而这些生产性服务业跨国界的运行也就构成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其次是跨国公司为了适应贸易格局的变化，形成了以产业链标准提供、供应链纽带运筹、价值链枢纽管控为核心的竞争能力，这是跨国公司在资本、技术之外的又一种核心竞争力，而跨国公司在这三链的管控运行中的所有业务活动，几乎都表现为服务贸易。

再次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和服务经济强国为适应贸易格局的变化，不断推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下降，逐步形成了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原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关系，也就是国家与国家双边或地区间自由贸易协定，极大地推动了服务贸易发展。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这十几年来，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迅猛，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服务贸易和跨国公司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运行业务为特征的服务贸易成为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成为各国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我国的服务贸易起步晚、发展快，大体跟上了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势头，2018年进出口总量达7594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但对比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高附加值的行业结构，对比我国40多年来货物贸易的发展速度，仍然存在着五个基础性、结构性问题。一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很大。2018年7594亿美元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中，逆差达到2922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服务贸易逆差的40%。二是结构效益不好。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而知识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资源环境密集型的服务贸易能力很弱，均表现为大幅度的逆差。三是巨量的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发展理应具有的带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出口贸易国，每年4万多亿美元的货物贸易必然伴随生产性服务业，比如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的跨国运输、货物保险和贸易清算及结算的竞争优势未发挥出来。四是跨国公司一方面在中国境内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为齐全的制造业，另一方面这些制造业企业产业链标准、供应链纽带、价值链枢纽的掌控企业都注册在境外，由此形成的服务贸易业务量以及清算和结算后形成跨国的专利版税、企业所得税也都算在境外。五是服务贸易营商环境制度存在一定问题。对服务贸易领域的相关行业，比如金融、保险、生产性服务业、教育、卫生、文化创意以及数字经济等行业限制较多，准入门槛较高，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开放体系还未形成。

比如，在数字经济方面。我们国家的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消费互联网规模敢说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所谓互联网的经济由4个经济指标来衡量：第一个是流量，互联网上流动的信息的流量；第二个是注册在互联网上的客户的数量；第三个是使用宽带付费的量；第四个是在互联网上进行各种访问和搜索的量。这4个指标中，我们在流量方面排在世界最前面；中国人多，大家拿着手机都在跟互联网发生连接，客户也是最多的；我们也是发展中国家中宽带消费量最大的。但是我们的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在世界仅排在第三，美国排第一，英国排第二，而英国的量是美国各种量的50%。前面说的三个指标实际上我们都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打分为什么排到第三、第四？就是我们对互联网的访问指标非常低。一般发展中国家我们都比不上，也比俄罗斯的指标低，这就是我们的薄弱环节。由于这个薄弱环节，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有巨大的产业基础，需要搞研发，但是它的研究中心、研究室往往还是放在国外的。在中国它如果要研究，就需要访问它的数据库，找到全世界这个行业、这种技术的资料，但因为不能跨境访问，这些研究所又不能背个资料库到中国来，最终的结果就是放弃了在中国进行高端科研开发的机构建设，最后把这些研发机构放到外面去。其实研发的人才中国非常充分，市场又非常大，产业又在中国，本来顺手就把研究机构理所当然地放在中国，但现在很多在国外。这些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薄弱环节。

以上说的五个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呢？这需要在开放中探索。不可能在中国整个土地上突然全部开放，18个自贸区就该解决这五大问题。如果去看一下中央批准的对上海、深圳、广东、浙江，对18个自贸区的文件批复里面写到的政策内涵，大体上把中央的政策落实到位，刚才说的五大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三年五年以后，也就是自贸区充分发展三年五年，这五大问题将不再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薄弱环节，而会整个得到解决，中国的开放就会进入到更高、更深层次。

总之，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出现了新格局、新特征、新高度，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这种新格局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特征。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与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四是开放领域从过去以工业、房地产等工商产业为主转变为工业、服务业共同开放，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开放局势。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规则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

另一方面是建设中国对外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使中国的开放高度、深度、广度有了重大的拓展，短短几年形成“1+3+7+1+6”共18个自贸试验区，东西南北中，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地展开。自贸试验区的目标是对标FTA，FTA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协议实现六个方面整体的自由贸易，包括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货物进出自由、人员就业和进出自由、数字经济的数据进出自由。而自由贸易试验区则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某一个地方实行六个方面自由贸易活动的探索，实现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集中表现在八个基本方面。

一是自贸试验区作为境内关外，一线放开、二线封闭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海关政策除了体现在自用物资进口实行零关税之外，更主要的是在非关税贸易壁垒方面以自由化为核心，强调以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为重点。

二是税收优惠，形成万商云集的效果。鼓励高科技研发、战略新兴产业，包括响应的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服务贸易实行5年内15%企业所得税，并视情况实行“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的优惠政策，对于境外高端紧缺人才，还可由地方政策按15%个人所得税标准差额返还。

三是凡是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运营业务关联的企业，全面准入、放开，业务活动实行负面清单、竞争中性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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