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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面开放 应对国际新格局（第4页）

（二）第二张牌，产业链是王牌中的王牌

近40年以来，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是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出现了根本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全球贸易总额的70%左右是工业制成品。到了2010年，全球贸易总额的60%是中间品，包括零部件、原材料等，工业制成品只占到40%的份额。截至2019年，全球贸易的70%是中间品贸易。

数据的背后伴随着一个现象，即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不再由单一国家、单一地区的企业负责生产。一件产品往往是由几十个国家、几百家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而成的。唯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才会产生巨额的中间品贸易，并会带动生产性物流、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金融，以及包括各种各样科研开发和研究设计在内的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40多年前，在全球贸易中，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比例大概是1∶19。而现在，两者的比例关系大概是3∶7。

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当前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在统计上被严重低估，实际上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总量的接近一半。由此可见，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了两大变化，中间品贸易比重大幅上升，服务贸易比重明显提高。这既是全球制造业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不断演变的结果，也是全球服务贸易加速发展的结果。整个生产力体系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二是生产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一件产成品的生产过程可能涉及几千个零部件，由数千家企业在几十个国家、几百座城市形成一个产业链条。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哪家企业成为灵魂、成为牵头者，哪家企业在负责管理，把产业链中成百上千家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哪家企业就是世界制造的领导、产业链群体的核心。因此，现在看全球制造业，不再像几十年以前只关注单个企业规模的大小，当前重点要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在哪里。谁控制了这个集群，谁就成为纽带的核心。谁作为价值链的枢纽，谁就是制造业的龙头。

例如，生产一部苹果手机共涉及1000多个零部件。全球有几百家企业为苹果公司进行零部件加工，涵盖几十个国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苹果公司不可能掌握全部手机零部件的发明专利，并将各项专利交给相应的零部件厂、中间厂商等配套企业，让它们为苹果公司进行零部件加工。事实上，这条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各有各的专利，各有各的所长。这些专利、长处往往都不是苹果公司所掌握的。但苹果公司制定了零部件标准，这就产生了纽带，它自然就成为整个产业链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今世界产业链的竞争不仅是核心技术和资本的竞争，更是产业链控制能力的竞争。谁能提供行业标准，谁就能更好地控制产业链，成为行业龙头。

产业链的行业标准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专利发明都离不开标准，只有符合标准的专利才会被市场采纳。标准制定的基础取决于产品的整体设计，包含产品的性能、结构、形体外观、生产工艺等诸多方面。因此，能够提出行业标准、产品标准的企业往往是产品整体设计环节中最大的技术发明者。能够控制供应链的企业实际上就是整个供应链的纽带，这类企业在组织整个供应链体系时，会有成百上千家企业跟随，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交付什么样的产品，一天的时间间隙都不差。在几乎没有零部件库存的情况下，几百个加工厂能够协调、高效地在世界各地形成组合，这是非常难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供应链的纽带非常重要。

与产业链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价值链。当全世界成百上千家工厂生产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在组合加工的过程中时，就产生了国际贸易。在如此复杂的过程中，几十个国家（地区）、数百座城市的成百上千家企业是否会在每单交易时都会进行企业之间的相互结账呢？答案是否定的。现实中，诸多企业之间会通过互联网通信系统在某个自由港形成一个结算点。例如，苹果公司的所有零部件加工厂都与苹果的结算中心有着网络化联系，苹果一年上万亿美元的销售总额会通过结算中心与各厂家进行结算，结算选择地往往是某个自由港。

跨国公司之所以会选择在自由港进行结算，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方便外汇交易。跨国公司的结算对象分布在全球不同国家，使用的结算货币各不相同，外汇交易往往采用离岸交易，很多离岸中心恰好设置在自由港。其次，降低交易成本。自由港的税率一般只有15%，甚至低到12.5%，能够明显降低结算税费。最后，发挥人才优势。自由港往往聚集着高层次的金融、会计和精算人才，能够更好地提供结算服务。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并不是与数百家企业在不同的活动点上单独进行结算，而是利用现代通信系统汇总在某一个结算点进行结算。这就意味着，结算产生的税收，包括所得税、专利税、版税，以及结算产生的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都不会发生在零售加工商所在国境内。综上所述，当今世界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在于产业链的竞争，还在于价值链的竞争。谁拥有了价值链的阶段枢纽，谁就将拥有整个产业链的财富中心。

还有一个与产业链相关的重要概念是供应链。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数十个国家、上百家企业共同生产一件产成品，由此形成了上中下游的产业链集群。集群中的企业相互之间要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和金融服务，整个服务贸易将会通过供应链展开。供应链的纽带同样会对产品生产起到关键性的枢纽作用。谁掌握了供应链枢纽，谁就更容易掌控产业链集群，成为全球贸易中的产业巨头。企业一旦掌握了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之后，各种私募基金、产业资本都会涌来，因为有市场前景，有利益可图，有技术人才进行优质的服务。整个产业链条中，有些核心的部件可以由企业自己生产，也可以由供应商提供。例如，苹果公司从不生产芯片和液晶面板，这些零部件都是由各国公司提供的。

由此可见，产业链是在全球分工中产生，并在世界贸易互动中形成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新的贸易格局又促进了跨国企业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控制产业链的核心凝聚在三个要素中——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即产业链的集群、价值链的枢纽和供应链的纽带。这正是跨国公司在适应世界贸易新格局的基础上，产生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新模式。每个国家都在关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全球布局，深刻影响了中间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变化。不同国家之间的制造业、服务业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反而倒行逆施，通过加征关税、设置壁垒等手段试图搞贸易脱钩、产品断供、经济封锁，实际上就是在跟全球化过不去，跟已经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分工格局过不去。这种做法既伤害了中国，也伤害了美国自己，更损害了全球利益，可谓“损人不利己”，是非常幼稚的行为。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国，拥有世界上配套最为齐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正是应对贸易摩擦王牌中的王牌。在全球化的产业链面前，任何贸易摩擦举措，往往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就如同金庸小说里的“七伤拳”。

基于产业链视角，具体分析美国对中国5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这一举措的影响，可以观察到如下特征。

首先，这接近1400亿美元的关税绝大多数都会由美国消费者自己承担。表面上看，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会导致中国出口商品销量下降，中国只能被迫降价。但发生这种事情要有一个前提，那便是中国的出口商品在美国存在替代品，美国大可不必从中国进口。如此一来，中国便没有太好的办法，为了保护市场只能被迫降价。然而，这些商品如果在美国并没有替代品，本身的需求又十分旺盛，那么中国就无须大幅降价。

其次，在美国征税的5500亿美元商品中，有大约3000亿美元商品的生产涉及近20年美国企业在中国布局的网点，这些产品的生产实际上只是为了返销美国。这个商品结构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也就是说，在5500亿美元的加税商品中，只有2000多亿美元是我们需要重点跟美国谈判的，两国之间你来我往、相互抬价，最多放弃美国市场，卖到别国市场。但有3000多亿美元的商品涉及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美国如果不买了，本国公司也会受到巨大冲击，甚至面临倒闭的风险，虽然中国的劳动力就业也会受到影响，但资本受到更大影响的还是美国。

美国在中国多年布局跨国公司生产该类商品再返销美国，本身就说明该类商品无可替代。除非美国把在中国的这几千家企业全都搬到亚洲其他国家，再生产出3000亿美元的商品，但上述过程没有三年五载是实现不了的，并且要寻找到硬件配套体系、基础设施环境、劳动力素质、制度成本跟中国差不多的国家并不容易。一旦上述内容都需要重建，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这样一来，市场或许早已丧失，美国企业也会被他国企业替代，这将是巨大的“内伤”。因此，美国对中国5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或者是美国消费者自己买单，或者会导致一大批在华跨国企业倒闭，得不偿失。

再次，中国也会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你加，我也加”。很多人认为，中国只有1500亿美元的加税空间，美国有5500亿美元的空间，中国在体量上就输了一筹。但应当看到的是，美国5500亿美元商品中有很多商品通过产业链的传导会影响到本国企业，相反中国的1500亿美元征税商品并没有产业链，主要涉及农产品、飞机、原油、天然气等，征税行为只会影响到美国企业，不会伤及中国企业。2019年5月，美国对中国商品在加征25%关税的基础上再增加5%，关税税率提高到30%。作为反击，中国也拉出了一张涉及75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其中包含大豆、猪肉、牛肉和各种原材料产品等，美国也颇为忌惮。由此可见，评估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的影响，不能简单地通过观察征税商品的规模，就认定中国要吃大亏了。站在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中国1500亿美元征税的反击力度甚至可能大于美国5500亿美元征税的打击力度。

最后，在贸易冲突中，一旦产业链被打破，受影响最大的还是运营产业链的龙头企业。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手机每年的销售额高达1万亿美元，在苹果的全球产业链布局中，中国有几百家零部件工厂在进行生产，亚洲其他国家（地区）还分布着几百个工厂。一旦美国未来加征关税封锁这条产业链以后，中国几百家配套零部件企业可能会停产，工人可能会下岗，的确会令中国损失掉2000亿~3000亿美元的出口，世界其他国家的配套企业同样也会停产。但受到冲击最大的还是苹果公司，作为手机产业链的世界龙头老大，苹果每年上千亿美元的利益体系就泡汤了，还找不到替代方案，市场份额可能立刻会被华为、三星等竞争对手吞噬。因此，一旦经贸冲突伤及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受损最大的还是龙头企业，而这些企业大多分布在美国。

站在产业链的视角来看，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试图发起“关税战”，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特朗普的这套打击思路或许在50年前是有效的，那个时候贸易国的任何一个产品都是独立生产的，一加关税成本就提高了，产品就卖不动了，可谓“一打一个准”。然而，在当前这种分工格局下，关税打击就有些不合时宜了。在一个相互合作的时代，合则两利、分则两败。产业链优势是我们打赢“贸易战”王牌中的王牌，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撒手锏。

（三）第三张牌，金融是盾牌

中国并不畏惧“关税战”，我们不仅守得住，更有反击能力和进攻性。但在金融市场方面，我们目前在全球的地位还不够高、不够强，并不具备攻击性。尽管中国有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批银行，但服务对象还是立足于本土市场。中国的金融体制还是国内体制，并不具备全球范围的活动能力。美国如果对我国金融体系实施打击，基本上我们只能处于守势。金融体系在一国经济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金融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一着棋坏，全盘皆坏。因此，金融是盾牌。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我们重点做好。

第一，要做好金融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去坏账、刺泡沫，这些工作一定要做好。各类工商企业，包括工业制造业企业、房地产公司、商业性服务性公司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高的债务率和坏账率必须尽快降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一旦面临金融市场冲击，中国高负债、高坏账企业将极易陷入困境。要补足金融市场短板，消除自身的薄弱环节。唯有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把盾牌筑牢。

第二，要深入研究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发动的历次金融战的目的、手段和效果，未雨绸缪，做好防范预案，制定反制措施。前文提及，“贸易战”一旦全面展开并且进一步升级，可能会有五种具体的衍生形式，其中“汇率战”“金融战”“长臂管辖战”实质上都是广义的“金融战”，可以统称为“金融战”。

2019年8月初，美国财政部突然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尽管过去10年间，中国是“汇率操纵国”这样的声音时常出现，但还从来没有被财政部长级别官员公开指责过。实际上，美国民间智库专家甚至是美联储人员来指责中国操纵汇率都不必过分在意，因为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汇率操纵国”的正式判定必须由美国财政部来宣布。过去10年间，美国财政部从未表态过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然而，2019年8月的这次声明预示着事态的严重性。

美国在2015年出台了一个法案，专门制定了对世界范围内“汇率操纵国”的惩罚条款，一旦某个国家被认定为操纵国，美国政府将可以采取十条惩戒性措施。其一，美国所有的银行、保险公司不得为“汇率操纵国”企业提供融资和保险，无论这些企业在本国经营还是在其他国家经营，都不能向美国的金融机构借钱。其二，美国的资本市场对“汇率操纵国”企业关闭。包括申请IPO上市的企业暂停上市，已经上市的企业强制其退出。其三，通过征信系统的强制干预，把“汇率操纵国”的国家信用或“汇率操纵国”重要金融机构的信用降级，例如，从AAA级降到AA级、BB级。其四，实施贸易脱钩，美国企业不再和“汇率操纵国”企业开展货物贸易。其五，美国不再和“汇率操纵国”讨论任何贸易协定，美国和“汇率操纵国”之间各种合作协议的谈判统统取消。其六，美国政府将对“汇率操纵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冻结。其七，对“汇率操纵国”企业处以巨额罚款。其八，利用比特币系统帮助和刺激“汇率操纵国”的企业和个人抽逃资金出国。其九，倒逼“汇率操纵国”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市场开放，使“汇率操纵国”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其十，SWIFT系统对“汇率操纵国”关闭。2015年法案明确规定，只要美国政府宣布某国为“汇率操纵国”，政府就有权采取上述十条处罚措施对“汇率操纵国”实施金融制裁。

2019年国庆节期间，据说美国白宫研究了对中国作为“汇率操纵国”采取的几条措施，消息出来，美股立刻大跌。过了几天，美国财政部又宣布从来没有商议过任何制裁措施，也不会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股市的波动也跟着缓解了。

总的来看，很多事情真真假假，但都有它发生的背景，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临时起意。事实上，美国法案明确规定了认定“汇率操纵国”的三条标准：一是某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GDP的3%；二是某国最近不断买进或抛出美元，累积量达到GDP的2%；三是某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达到了一定的幅度，汇率明显呈现单向调高或者单向调低趋势。因此指控中国操纵汇率，根本站不住脚。前两条标准根本没有达到，第三条标准似是而非。现实的是情况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19年六七月持续贬值，8月1日跌破了“7”的大关。汇率波动纯属市场行为，根本不是政府操控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指控根本是不成立的，也与2015年法案判定规则不相符合。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十条内容基本上涵盖了“金融战”的全部内容，要么不打，要打就是这十条。我们应对“汇率战”“金融战”“长臂管辖战”，无外乎也是上述十条。筑牢中国金融之盾牌，需要我们不仅能应对上述十项内容，还要有反制的能力。

第三，妥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主要包含六个要点。

一是全面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是指，有条件的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的结算，即我们买卖他国商品都使用人民币支付。自2009年首次推出以后，跨境人民币结算在2010年达到了1000亿元，2013年突破了4.63万亿元，2015年更是突破了7.23万亿元。

二是积极开展国与国之间的本币互换。当然，两个国家能够进行货币互换，本质上需要两国相互接受对方货币的使用价值。

三是建设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例如，在中国香港建成1万亿元规模的交易市场，在英国、新加坡或其他国家再建一个1万亿元规模的市场，总共建成2万亿元规模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四是推动人民币大宗物资清算、定价。也就是说，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不再用美元计价，而是用人民币计价。实现人民币计价，人民币就不仅是结算货币了，更成为计价货币，这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规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当前，一定要加快推动人民币计价体系的建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采购国，需要获得对商品更加直接的定价权，人民币计价正是定价权的重要体现。

五是加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的资金、融通、投资都要尽可能地以人民币计价，形成“一带一路”人民币资金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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