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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慕军醒来,四周静悄悄的,他起身出屋,只见地上东一滩西一滩的,都是水塘。看来昨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自己睡得太死,什么也不知道。他问了问哨兵,得知不少人都到澧水那边去了看洪水了。庙的后面就是澧水,走没几步就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河边观望着、忙碌着。支流里的水位明显上升了很多,那个石阶道几乎都被淹没了。不过,主流澧水河面宽了许多,河上飘落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有树枝、木板、乱草、竹器、破布等。有茅屋的顶、坏了的舢板和快散架的竹阀,还有些牲畜的尸体被急流冲刷下来,因此大伙在这儿除了撩起木板等有用的物品,还在细心观察有没有落水遇险的人。
原来昨夜山洪暴发,再加大雨,澧水一改常态,开始又咆哮和泛滥起来了。水流遄急,水量骤增。这儿的河坡都是沙石滩,可见下游一带的人家又要遭殃了。想到这儿,黎慕军开始为黎得水他们担忧了,他才感到这儿的船家为什么不敢在这个季节装运烟叶出澧水的缘由了。午饭后,黎慕军把杨氏兄弟和格拉一起叫过来,问他们这场山洪对自家的船队的影响。格拉他们算了算,山洪暴发时,船队估计已经过了石门很多。船队顺流而下的速度也许并不比现在的水流慢,因此不会有影响,就算山洪赶上船队时,估计也到了洞庭湖,那儿湖面宽阔,没啥大碍,不要紧的。但是下游澧州一带的老百姓又要遭殃了。不过,这种山洪来的快也去的也快,只要躲过这一关,就好啦。沉闷了一会儿,黎慕军问他们是否知道天门山寺的主持长老。他们回答是,这位主持长老在当地很有名望,他的法号为无净,估计有七八十岁了,连城内普光寺的主持长老也比他辈份小。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宣扬佛法,赈济灾民。据说他的武功很高,许多上山盗宝的江洋大盗都打不过他,但无净大师从不妄下杀手,所以那些人又恨他,又怕他,又敬他。还听人们传说,天门山寺有一镇寺之宝,叫“血凝石”的,可没人看见过。也没人敢起这非份之念。谈了一会儿,黎慕军知道了杨氏三兄弟中,杨老板杨耀宗的儿子杨永光年纪最轻,他的堂哥杨永业大他五岁,杨永年大他三岁,表哥秦永顺大他十个月,格拉就要大他十多岁了。因为最小,哥哥们都让着他,所以杨永光性格活泼开放,也敢说。
相比较,杨永业比较沉稳,话不多,看上去反映也有点木讷。但是,只要他开口,弟兄们都比较听他话。黎慕军觉得这个杨永业可以好好培养,成为好的军官。此时,周东过来了。一见面,他连忙说自己十分庆幸遇到了黎慕军他们,否则的话,要是坚持用那些小船运送烟草出澧水的话,遇到这么个山洪暴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可怕结果呢!当黎慕军告诉他,自己去过天门山寺了,并答应山寺长老去演讲。周东一听马上来劲了,他对黎慕军说,他也去天门山寺听讲,因为他是周汉的儿子。而且周东算过了,撇开山洪的影响,船队再快也得好几天才能到达汉口,他有的是时间和黎慕军等多接触。他对这支队伍已经有了极大的兴趣,除了同是老乡,周东还有一个念头;在武汉没遇着,在这儿遇着了,这就是缘分。真正的缘分,他是不愿放弃的。黎慕军让郭林等人多多照管队上的事,他自己认真地准备一些资料,他对自己去天门山寺公开说法一事很看重。凭直觉,黎慕军觉得无净大师掌握着很多情况,也许打开这次行动成败之门的钥匙就在无净大师的手上。黎慕军从袁东辉留下的“大庸天门书院”六个大字,再联想到黎得水他们汇报的那个神秘老人反复强调的“天门书院在天门山”那句话,又仔细回想了昨天的一些细节。黎慕军总感到无净大师的话中有话,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黎慕军相信和朱中安见面的时间不远了。这有意无意留下的痕迹,说明朱中安也许不但知道自己的来意,而且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知道的很清楚。正因为这样,黎慕军更须面对种种挑战。自己是正义的举动,没有什么可畏惧或不可告人的,即便现在进入到朱中安早就精心布下的一盘深奥莫测的棋局,自己也有信心一步一步去面对。三天后,天门山寺公开说法的活动如期举行。天门山寺祖师殿前人满为患,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善男信女,各自静候在地上,翘首以待。在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放着两个蒲团。无净大师和黎慕军相贯而入,在各自的蒲团上坐下,没有多余的客套,很快就进入话题。无净大师简单扼要地向讲台下的来客们介绍了黎慕军,接着就向他发问:人们习惯于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是否请黎施主能说说这三教的区别和相通呢。在无净大师发问时,黎慕军迅速地看了全场,有好些上次在后坪见到的商客都来了,在第二排有两个女孩特别鲜艳夺目——“圆白脸”和“大辫子”。不过,今天“大辫子”一头长发披了下来,眼睛里也没了上次那种挑衅,代之而起的是那种看好戏的那种好奇,也许还带有一丝友好。黎慕军有点触动了,不过,他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开始进入演讲的状态。黎慕军回答无净大师说:这个问题太大,我只能说到哪儿算哪儿。
“我以为儒教是不是宗教还可商榷,似乎还是只能称儒家。至于道家,它是一个哲学的学派,而道教才是宗教,二者有其区别。道家与道教的教义不仅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而道教教人反乎自然。举例来说,照老子、庄子讲,生而有死是自然过程,人应当平静地顺着这个自然过程。但是道教的主要教义则是如何避免死亡的原理和方术,‘长生术’显然是反自然而行的。“作为哲学的佛学与作为宗教的佛教,也有区别。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佛学的研究其实比对佛教更感兴趣得多。中国平常人家的丧祭活动,和尚道士一齐参加,这是很常见的。中国人即使信奉宗教,也是有哲学意味的。“我以为,中国人其实是最不关心宗教的。“黎慕军一语惊人。讲台下一阵骚动,不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黎慕军解释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或礼仪,不是宗教。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答案是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欲望。人们极其关心与现实紧密关联的哲学或伦理学,而不是宗教的。国人在哲学或伦理学里已经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或伦理学里表达了、欣赏了对超乎现世的追求,而按照哲学或伦理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按照中国哲学或伦理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仅在于积极的知识,而且更在于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尘世而非虚幻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新型价值。在中国哲学或伦理学中,已经认定它达到了宗教所能到达的高点。“《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表明,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
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因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无论哪一家思想,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的。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此外,中国的儒、道两学在开创时就到达了顶点,孔孟和老庄的高度至今无人突破,而那时候的表达方式是十分的言简意赅,这倒不是他们有意故作玄虚,而是当时的字是刻在竹简或甲骨上的,少一个字是一个,养成了惜字如金的习惯。它们明晰不足而变得暗示有余,正因此,后人对此多有歧义,反而认为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艺术的最高境界,更是建立一个庞大理论体系的一条捷径。但是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厚古薄今的做法就几乎封杀了儒、道的发展,更可悲的是中国社会对内部‘另类’或‘异类’本能的排斥,限制了思想的活跃。不过,这倒为佛教的发展让开了空间。“我以为,世上所有的学说,教派,理论等都不可能是包揽一切的,是唯一完全正确的。只不过有的适合这一部分人群,有的适合另一部分人群的。有的这一部分对,有的那这一部分对。有的此时对,有的彼时对。既没有包罗万象的唯一的本原,也没有所谓的宇宙终结原理。
“在中国历史上,学说思想空前繁荣的时期是在战国后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归纳起来其实最重要的是三家:儒家、道家和法家。“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谈百家,主要是这里面有一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他们的理论都不同,可他们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即都向当时各国的诸侯推荐自己的学说,希望通过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一点,他们不像西方的思想家,而更像推销商品的商人。“而诸侯们之间的连年不断的纷争和战争,也必将最终走向统一。此时,谁的头脑清醒,动作最快,效率最高,谁的国力增加最快,谁就将最终赢得这场战争。“这样一来,有人来兜售理论学说,有人需要理论学说。这就有了市场,就能促使理论学说的发展。不过,这也就确定了在中国,哲学和权力两者之间的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这是中国和外国不同的地方。“权力本来是无形的,人类社会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权力这种无形的,但却又无所不能的力量。在最初,只怕是纯体力的力量型的角逐。到后来,逐渐加上了运气、智能、计谋和策略。再后来,不再依靠个人的单打独斗,开始利用群体的力量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的规则和法典。“在中土,连绵不断的战争的最终,采用法家学说的秦始皇使得秦国迅速强大起来,最终用武力战败六国,一统天下权力。“法家不虚伪,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蔑视人性,提倡严刑峻法,在他们眼里,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军队。
“秦王朝的覆灭,暴露了单靠法家严刑峻法和以人民为敌的思想之局限性和反动性。战争状态下,人民也许只能暂时屈服,配合解决权利的归属。然而,长时期对人民压迫、奴役必将引起理所当然的反抗。陈胜起义能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就是明证。这就使得后来的君王们不得不改弦易辙,都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中国的帝王们和一切问鼎九州的政治家懂得,一味地苛政暴虐还是不行的,需要的是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两手。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法家的理论,只是不便把其公开化。私下里,法家的‘法’‘势’‘术’三件帝皇之具是名副其实的‘驭臣术’。不过,法家还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它只能是一种‘术’,而不是一种‘道’,一种能教化天下平安无事的大道理。“这个‘道’在哪里呐?“经过了短暂的‘养民生息’,西汉进入全盛时期,汉武帝除了重新坚持郡县制外,还实行了‘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而完成了中国帝王专制制度的全体打造,沿用至今。“汉武帝时期的新儒家学说实际上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话,把‘天’说成是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的权威。而帝王则是‘承天意以从事’。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天子”,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但真正奠定儒教无法动摇地位的是科举制的实行,全部占有薪奉收入的‘儒’,从此进入了社会的领导行列,充实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也使儒家或儒生成为这个国家的躯干,在支撑起中央政府的同时也具有支配低层群体的权力。“科举制是最有效的粘合剂,它使这个大金字塔的稳定性大大加强,是帝皇们爱不释手的宝贝,也是儒家的衣食来源。儒家的这种社会地位就产生了它的社会责任感,儒家也很能积极地面对人生,从不自欺欺人。
什么鬼神来世,一概不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入世的哲学’也不为过。“如果说,儒家的影响原来仅仅局限在士大夫阶层中间,那么,道教的影响就要大得多了,它曾深入到底层民众之中。即便在汉武帝独尊儒家后,其余的春秋百家几乎都贬为异端邪说,唯独滋生于荆楚的老庄学说不再此列,这绝非偶然。“儒家的孔、孟,崇尚‘礼乐’和‘仁义’,重视伦理教育,它的积极进取精神为专制皇权制度所采纳。然而,社会有不同群体,有统治人的也就必有被人统治的。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悲观的。作为多数为柴米油盐劳碌终身的普通人,他们就不那么积极乐观了,他们一不需要那么积极乐观,二不可能一直都积极乐观。再说,就每一个人而言,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高度亢奋。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是一种波浪形起伏状态。这也就需要一种豁达而自我认命的气质,和与之配合的理论。我以为:老庄学说是第一个用否定态来描述和承认世界的哲学,‘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法自然’,那种‘出世的哲学’,心态的恬静足以消除浮躁、不安和骚动,无论个人的抑或社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教和道家才成为中国文化巨鼎的三足之一,才成为‘中国的根底’。“然而,道教却是中国帝王心头永远抹去不了的痛。“一方面,道教的长生术、点金术一直强烈吸引着中国的帝王们。
道家的‘无为’哲学中的超脱感,能有平和稳定情绪,行事不那么激烈,教化着黎民百姓。另一方面,被高高在上,正统的儒教视为‘异端’的道教及其支系,在这个普遍文化不高、愚昧无知和迷信活动盛行的国度,总能掀起惊天大浪,几乎成了每次国内大动乱的从不缺席的急先锋。这就让中国的帝王们非常警觉,不敢懈怠。这种对道教的又爱又恨而引起的犹豫不决和彷徨,给佛教有机可乘。因此在两晋南北朝时,社会动乱到了极点,印度来的佛教就得到急剧发展。“佛教到了中国,由于和中国儒家及道家文化的相互激扬,便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共有十三个宗派,那是由于不同的高僧所依不同的佛教的经典和论典,由不同的各种角度,发挥了他们的见解。其中最能表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是天台宗、华严宗、禅宗。“比较起来,佛教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宗教,比起道教,它一样的与世无争,却从未逃避现实;它比儒家更认真地执行有教无类,所以它更平民化,很受普通老百姓喜欢。佛教始终以在野的立场,尽化风易俗的义务,未尝有政治权力的野心,为此,也受到中国的帝王们的普遍喜爱。
“佛教可以说是一门‘苦难’的哲学,它的四圣谛,八正道都是围绕着人世间的苦难展开的。什么人世间充满了苦,‘业’与烦恼是苦的根源,要解脱苦难,唯有‘涅盘’,唯有等待来世。这种学说消极了一些,但恰恰体现了多数民众受苦受难的心声,这是佛教的人民性。也是它被称为‘来世的哲学’的缘由。“但是,为什么只有禅宗能在中国发扬光大,延续下来呢,而其它的各门各派都已凋零乃至湮灭哪?“禅的原意是‘静虑’的意思。在这里发展为解决苦难的方法——努力不懈地修行。它就是八正道中的三无漏学的戒慧定中的‘定’或‘禅定’。“禅宗没有选择通过德行(戒)或理性(慧)之路,而是重点选择一条通过了精神净化(定)而走向体证世间实相的途径,是因为这个正定有其实用的可操作性。在中国,讲大道理,讲做人严谨的有儒家;讲智慧,谈抽象思辨的有道家;禅宗必然将避开这两家,另劈蹊径。“从佛经上说:禅定既能暂伏烦恼,也能根除烦恼。只要循序渐进地修行禅定,便能进入无漏清净解脱自在的境界,即不生不死的涅盘境界。所谓涅盘,曾被译作灭度、寂灭、圆寂等,其实佛经上的一些用词很难用一个对应词来解释,我的理解:涅盘即是超越了一切烦恼苦痛的系缚,到达了一个‘自由王国’,那是不能用时间和空间来简单描绘的。
“这样,浩大繁琐的佛教,就有了一条简捷而明确的路线切实可行,那只要你肯打禅。这样一来,无论你的体力、财力、能力、智力如何,甚至信仰、性别、年龄等等都无分别,高低,贵贱,善恶都无区分,只要你有诚心,有时间,你肯打禅,任何人都有可能立地成佛。这就增加人们成佛的信心,扩大了入佛的范围,也就扩大了佛教的影响。“禅宗自达摩来中原,一直是单传的。到黄梅五祖弘忍时,禅宗爆发了一场内部的革命。从后来的结果看,黄梅五祖弘忍真的是独具慧眼的人,他没有把衣钵传给手下大弟子神秀——当时武则天的国师,而是传给了一个名叫慧能的普普通通的僧人。
“其实,五祖弘忍早已看到了神秀已经沾染了类似儒家的等级森严、尊卑分明和繁文缛节的贵族习气,他已经开始丧失佛教的本原了。慧能六祖的‘顿悟说’远比神秀的‘渐悟说’简洁和简捷,这样一来,学习和推广禅宗的门坎大大降低,而这平民性恰恰是佛教发展的最根底。“然而,佛教的轮回学在中国始终打不开局面,这也是中国人注重伦理性情所致,这也影响了佛教的拓展。
对于‘看破红尘,削发为僧’和中国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不合,禅宗最终还是让步,接受了俗家子弟。这是因为禅宗的灵活,它接受了中国儒家传统中的‘忠孝’概念,平息了佛教和中国伦理之间的重大冲突。“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禅宗对传统佛教的冲击更激烈,独创性更强。它是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因此,它也同样经历了发展,壮大,衰落的过程。“到了清朝,雍正撰写《拣魔辨异录》,以政治威力干涉禅宗内部纠纷,迫使被压制的派系所属各大禅寺,如杭州灵隐寺等,改换门庭信仰净土宗。其实此时禅宗由于过于强调智慧,反而脱离了民众,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这么一来反而拯救了佛教。“以后,禅宗在打坐的同时念佛,只要一心专念弥陀一佛名号,就能往生净土。由于修行方法简便,人人都能做到,故与禅宗融合很是自然,形成了禅净合一的天下。近世中国佛教的寺院或僧尼,十之八九均属于禅净合一的。中国的和尚打禅念经,变无形为有形,既无形又有形,为普通老百姓所能接受,又一次获得了新生。
“儒道释三教长期共存的局面是中国这个社会的历史的现象,也是大金字塔型的中国王权政治制的所需要的。“用一句比较经典的话来说,儒道佛三教分别是入世,出世和来世的教派。儒、佛都是无神论,道、佛是宗教化的,儒、道政治色彩更浓。”说到这儿,黎慕军停了下来。他举目看了看台下的众人,他们个个都毫无倦意,非常认真的听。看着他们那种期盼和近乎虔诚的目光,黎慕军觉得必须把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这样才无愧于众人的盛情厚意,于是他开始慷慨激昂了:“就我来讲,我对儒道释都有看法。“台下有一阵骚动,不一会儿,又进入平静。因为,他们知道,黎慕军的演讲要进入更直截了当、更深思熟虑的思想的精华区了。黎慕军正色道:“我以为儒家是‘帮凶的说教’,要求民众为了‘他人’,敢于牺牲自己的利益。这听上去挺大义凛然的,可这个‘他人’,多数时候是高高在上的君王。我不否认,儒家重尊卑,维护等级事天尊君,本意是希望社会安定,是希望国家能在‘贤君’领导下民泰国安。然而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小部分君王能带领国家和民众向前进步,大多数君王都是些混帐民贼。当然比坏的政权更坏的是这个政治制度,是极少数人欺压绝大部分人的金字塔式的君王制。
“实际上,儒家的学说最易为民贼利用,让那些所谓的精英们,起着帮助极少数人压住大多数人时还自以为替天行道。我想孔子要是活着的话,他也会改进他的学说的,让儒学为民众所用。“道教哪,我以为它是建立在愚昧无知的基础上的。“国民的文化程度越低,它在民众中越有市场。不过,为了长生成仙,道教创造了许多炼形养神的方术和独具特色的内丹学,无意之中对养生、医药学,气功和化学的研究与发扬甚大。五代北宋道士陈抟更将《易》《老》相结合,写出《无极图》、《太极图》等易学著作,这些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为中国古代哲学增添了新的成分。道教的装神弄鬼,对国家,对人民迟早是个祸害,只是时间和程度上的区别不同罢了,所以道教应该吐故纳新,用新科学武装自己。返回到老庄时代,改弦易辙,重新定位。“佛教么,我知道大家都是信徒禅客,希望我说些好的。
其实,佛教在与人为善,慈悲,宽容和超脱等好的思想加上一定的东西,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场所和组织,它还是一种宗教。就我来讲,目前佛教还是有好的作用的,我尊重诸位对佛教的信仰。“我是和无净大师说过,在现今,佛教面临着一个发展的极好时机:现在妇女的解放正时新起来,佛教因它一直向女人们提供了心灵慰籍的场所占据到新潮的好位置。更因为如今的工商业日益兴起,资本家和商人们的地位和在社会中所占有的比重日益提升,他们是佛教最有力量的信徒。“在社会急剧动荡不安的年代,佛教和寺庙更是为广大百姓提供了挡风遮雨的庇护所。而且,我还说过源于‘西天’的佛教,既可以暂时用来抗衡西方文化以保持文明古国的群体自尊;又可以引进西学对民族自救的各类理论进行整合。“然而,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信奉科学而不是宗教。“宗教与科学,向来有冲突。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在科学进展的面前,宗教的权威降低了。科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因为在科学里,为了掌握更高的价值,无需采取祈祷、礼拜、打座或冥思苦想之类的迂回的道路。通过科学实证而得到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我也知道,和宗教相比,科学还有很多不确定之处:科学不能解决情感问题;科学仍然只是一种手段而非人生的目的,可以为善亦可作恶;科学更需发展,因为历史短而且起点高。但国人现时一定要走这条路,这是国家危难之际唯一的现实的之路,能使所有人都避免更大苦难的康庄大道。”
黎慕军想就此打住,可无净大师不依不饶,一定他说出对佛教的看法,不得已,黎慕军只能对大伙说:“佛教博大精深,但那些大师们在察看我们这个世界时,太消极了,以至于颠倒了人生,佛教是‘颠倒’了的宗教。希望能重新颠倒回来,才能发扬光大,造福于人。”在火光闪动下,因为面对面,很近,黎慕军看见无净大师脸上抽搐了一下,随即,无净大师恢复了那平静的神色。看看天色已晚,尽管不少人意犹未尽,可黎慕军那付偃旗息鼓的架式,众人也只得悻悻作罢。无净大师和黎慕军先退出,众人鱼贯而出。夜晚了,也不便下山了,天门山寺也为香客信徒准备了茶水干点。大寺和祖师殿点上了香烛,走廊上有松明火把照路,让众人可以静默休息。空谷传声,这确实是一个让人难以入眠的夜晚。月亮出来了,十五的月亮分外明。想起李白的“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种透人心肺的寒意,一阵阵不时地向你袭来。然而,虔诚的香客已经开始为明天的“烧头香”做准备了,难得这么早,当然不能轻易错过这个机会。长老毫无倦意,他拉着黎慕军去禅房。这么个老成持重的大师,今天好像有点激动,似乎有很多话要对他讲。“黎长官,太谢谢你啦!不但看法新颖,而且深入浅出,扣人心弦啊!看得出众人是心悦诚服,受益匪浅啊。
就连老衲也有多年没有听到这么振聋发聩的高论了。佛门有从事持达理持之说,施主虽说不入佛门,但是这个奥妙在于你为人处事光明正大,老老实实,绵绵密密,清清净净,不知不觉中也就达到至高无上的上根。最不可思议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老衲视看你为本寺的尊者啊!也请你千万不要客气。”不等黎慕军有所表现,无净大师接着说:“黎长官讲了一天了,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老衲还有事相求。再说,敝寺的斋食还是很不错的。”僧人们把斋食端了上来,满满一桌。无净大师首先指着一个盘子,说:“这是豆腐,今天刚做的。”“山上能做豆腐么?”黎慕军好奇地问。“能做,只是做不大好,黎长官你吃一点尝尝。”黎慕军拾筷夹一块豆腐放进口中,他觉得豆腐做的极有味道。“这是石耳,众僧在山上采的,早年间这种菜是供献宫廷的贡菜,味道确实鲜美,你尝尝。”
无净大师指了指一盘好像普通的黄花木耳炒蛋的菜,接着说:“黎长官,这石耳又名岩耳,粗看起来和木耳相似,可它是生长在山顶砂岩绝壁上,采集十分艰难,要以长绳一头束腰,一头绾铁钉,隐石罅中渐移,遇上下细心采之,所以很珍贵。系民间珍品,食中佳肴,并有去热清火滋补之功能,是大庸地区有名的贡品。这个蛋么是山雀蛋,也算是山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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