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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借鉴思考与展望（第3页）

这两项研究还表明，专制政体领导者的死亡比民主政体领导者的死亡带来的影响更大，而且在专制政体中，领导者的权力越不受立法机构或政治党派的约束，其死亡带来的影响就越大。这个发现符合我们的预期：与权力受约束的领导者相比，权力不受约束的强人领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无论好坏）。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上研究中得出一个总体性的结论：领导者有时候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这取决于领导者的类型以及具体产生影响的领域。

特定领导者的角色

现在，我们把这些旨在研究领导者的作用的自然实验和本书讨论的7个国家案例相结合，目的是看看这7个国家的领导者是否符合琼斯和奥尔肯识别出的特征，以及他们的情况是否会引发更多值得探究的问题。根据这7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众多历史学家对它们的领导者给予如下评价。

明治时代的日本并未出现统揽大局的领导者，几位领导者采纳了相似的政策。

在芬兰，政治领导者和国民实质上达成了共识，都认为应当竭尽全力抵抗苏联进攻。（不过也有一些说法认为，芬兰陆军元帅曼纳林的军事技巧，还有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两位总统在战后赢得苏联领导者信任的才能，对芬兰的命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智利，皮诺切特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影响且异于常人的领导者（甚至包括他的军方同僚也这么认为），具体表现为他的残忍冷酷、对权力的紧握不放，还有对经济政策的选择。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苏哈托均被视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领导者，但继任的领导者则没有得到这样的评价。

在二战后的德国，维利·勃兰特被认为在彻底扭转联邦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承认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和德国边界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因此为德国随后的重新统一创造了条件。回溯更早期的德国历史，俾斯麦、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通常被认为是对德国形势产生重要影响（无论好坏）的独特领导者。

澳大利亚则没有出现特别引人注目的掌权者。最符合条件的例子可能就是魏德伦总理和他发起的紧急改革项目，不过就连魏德伦本人也承认，他的改革是“对（澳大利亚）已然存在的问题的承认”。

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顶住当时国内孤立主义阵营（一开始大多数美国人属于这一阵营）的反对压力，逐步为二战做好准备，他的功绩还包括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的难关。在19世纪，美国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简而言之，这7个国家中有9位领导者（6位专制政体领导者，3位民主政体领导者）通常被视为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除了本书讨论的7个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在近代被视为影响了时势的领导者，例如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法国的戴高乐、意大利的加富尔和印度的甘地。如此一来，在这张短短的名单上，我们有15位影响了时势的领导者。在这15位领导者当中，有10位是专制政体的领导者，有5位是民主政体的领导者。乍一看，这一结果似乎与琼斯和奥尔肯二人的结论一致，即专制政体的领导者具有更大影响力。但我未能列出在此时间跨度之内全球所有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领导者的名单，所以我不能确定，是否某种政体的领导者数量出现了比例偏差。

我们这组小小的数据确实提出了两个假设，值得参考琼斯和奥尔肯的分析办法进行检验，即搜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进行自然实验，然后以量化工具分析结果。

第一个假设源自一项观察：在4位通常被认为具有独特影响力的民主政体领导者（罗斯福、林肯、丘吉尔和戴高乐）之中，至少有3位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战争时期。林肯的总统任期几乎都处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丘吉尔、罗斯福和戴高乐的任期涵盖了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但其中有两位或者说三位都被认为在战争时期发挥了最关键的影响力（丘吉尔在1940—1945年担任英国的战时首相，在1951—1955年担任和平时期的首相，但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前一个阶段；戴高乐在战争时期担任法国将领，后来在1959—1962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时期担任法国总统；罗斯福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1939年欧洲爆发二战时和美国处于大萧条时期）。这一结果与琼斯和奥尔肯二人的观察结果一致，即领导者的权力受到的约束越少，则他们的影响力就越大：民主政体的领导者在战争时期获得的权力更为集中。

另一个值得检验的假设是，如果领导者遭遇强劲的反对势力（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而他通过审慎的、循序渐进的努力最终使自己的观点获得认可，那么该领导者的影响力将发挥到极致。支持这一假设的典型例子有：萨丁尼亚王国首相加富尔和普鲁士总理俾斯麦，在面对来自外国势力、本国公民甚至还有国王的强烈反对之下，分别循序渐进地推动了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丘吉尔首先劝服极端分裂的英国战时内阁反对哈利法克斯勋爵提出的与希特勒握手言和的建议，然后说服美国人把对德战争而不是对日战争放在首位（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明显将对日战争放在首位）；罗斯福顶住国内孤立主义阵营的反对压力，一步一步地使美国做好二战的准备；戴高乐逐步劝服自己国家的国民和阿尔及利亚人就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问题达成谈判协议；苏哈托慢慢地从深受印度尼西亚国民敬爱的开国总统苏加诺手中取得大权；还有维利·勃兰特，在从连续统治联邦德国长达20年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手中接过大权后，他不顾该党派的激烈反对，推动联邦德国人民直面痛苦的现实，承认德国已失去大片领土。

接下来呢

本书在有关国家危机的比较研究上迈出了第一步——它通过叙述性方式，对少数国家样本进行探索。我们应该如何扩展目前的研究范围，从而深化我们对该主题的理解呢？我建议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延伸：一是搜集更多更具随机性的样本，二是进行更严谨的分析，把研究结果和假设的预测因素从口头的概念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变量。

首先是样本问题。我选取的国家样本不仅数量较少，而且不是随机选择的结果。我之所以选取这些国家，是因为它们都是我最熟悉和了解的国家。我的样本中包括2个欧洲国家、2个亚洲国家、1个北美洲国家、1个南美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7个国家中有5个是发达国家。目前，这7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虽然其中2个国家在我所讨论的时期曾是专制政体。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其他国家都拥有久远的独立或自治历史和强大的体制，只有印度尼西亚是不久之前才从殖民地转变为独立国家。我所选取的样本中不包括非洲国家、当下实行专制的政体，也不包括非常贫困的国家。本书讨论到的6个经历过危机的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度过了各自的危机。没有一个国家在实施恰当的选择性变革后遭遇明显的失败。显而易见，这个样本不是随机的。在未来，一个更大的国家样本将揭示什么样的结论，我们翘首以待。

其次，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最重要的方法论挑战就是，把我在这本书中的叙述性、口头性和定性分析延伸为更严谨的量化分析。我在本书的序言部分曾提到，在某些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经济学、经济史研究和某些心理学分支领域，近来出现了一股趋势，那就是用定量数据、图表、大样本、数据显著性检验、自然实验和可操作性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取代基于单一案例的叙述式研究。我所说的“可操作性指标”，是指将口头概念转化为可通过一系列相关关系和公式进行测量的指标。

上文提到的琼斯和奥尔肯的两篇论文正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应用示例。他们同时分析57名领导者和298名领导者的行为，而不是分析单一案例中某位特定领导者的行为。他们利用自然实验的优势，通过对比领导者自然死亡前后国家的表现，或者对比领导者被暗杀未遂和被暗杀成功后国家的表现，从而对比某位特定领导者在位和不在位时对国家的影响。最后，他们提出了推测性的结果变量，这些变量可通过定量的数值（例如经济增长率）或者是定性的范围（例如，政体的变化范围是从领导者权力完全不受限制的专制政体到领导者权力受最大程度限制的民主政体）进行操作性分析。

如果要把这种方法应用到我这项关于国家危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将本书中讨论到的假设因素和结果——“承认危机”“承担责任”“国家认同”“不受约束”“应对失败的耐心”“灵活应变能力”“诚实的自我评估”“是否做出选择性变革”以及“是否成功解决国家危机”，转化为可操作性指标。要建立这样的可操作性指标，首先可参考社会科学数据库所提供的数据，例如由罗纳德·因格尔哈特主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还有经济价值调查、欧洲社会调查、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调查，以及海尔特·霍夫斯泰德、米哈伊尔·明科夫等人的著作。我曾经尝试以这些数据资源为基础，来为我的部分变量建立可操作性指标，但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我很不情愿），这是一个太过巨大的工程。要知道，在没有建立可操作性指标的情况下，我便已经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本书。除了本书所关注的国家危机之外，我在第一章中谈到的个人危机也需要使用这样的定量方法进行分析。尽管心理学家已经对第一章中谈到的影响个人危机处理结果的几个假设变量进行可操作化设计和检验，但关于个人危机还有很多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所以，在我对国家危机的研究和对大多数领导者的历史研究中，叙述性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同样也体现在大多数关于个人危机的研究中。

对未来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从本书探讨的7个应对国家危机的案例中，我们能学到什么？虚无主义式的回答是：什么都学不到！许多历史学家曾说过，由于历史发展的进程过于纷繁复杂，结果受到太多不可控的变量和无法预见的变化影响，我们无法从历史中窥见一丝一毫的真谛。在1944年6月，谁能准确地预测战后东欧的地图呢？1944年7月20日，苏联军队还未跨越德国边境，如果那天那个名叫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的刺客把装有定时炸弹的皮箱放得离希特勒再近20英寸，如果那天希特勒不只是受伤而是被炸死，那么德国后来的局势将会完全不同。而现实情况是，希特勒在1945年4月30日自杀身亡，那时候苏联军队已经将柏林、整个东欧和德国东部纳入麾下。

没错，历史确实很难被预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吸取两方面教训。不过，作为背景，让我们首先来看看，通过了解个人生活，我们能够吸取哪些教训，因为国家历史和个人生活（再一次）存在相似性。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能从个人的生平和传记中学到什么呢？个人就如同国家一样复杂，一样存在个体差异性，一样会受到不可预见的事情影响，因此要预测一个人的行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不用说通过一个人的行为去推断另一个人的行为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虽然存在种种困难，但大多数人依然会发现，根据我们对身边人以往日常生活的了解，多花心思去预测他们未来可能出现的行为举止，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此外，心理学家通过专业训练，我们外行人通过“人际交往技能”，可以对我们认识的人的经历进行归纳，从而预测我们遇到的陌生人会做出何种行为。这就是为什么阅读一些人物传记很有指导意义，即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机会遇到他们，因为这样可以丰富我们了解人类行为的数据库。

就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前一晚，我正好与两位女性朋友在一起，其中一位20多岁，天真乐观，另一位已经70岁有余，直觉敏锐。那位年轻朋友最近刚刚结束一段恋情，对方在她看来一直是一个非常贴心且魅力十足的男子，可没过几年，他却突然残忍而且毫无预兆地提出分手，这让我的这位朋友大为受挫。然而，当这位年轻朋友把自己的这段故事娓娓道来时，甚至还没讲到揪心的结局，那位年长的朋友（她从未见过该男子）就已经看出来，这名男子虽然很有魅力，却是个十足的自恋狂，她曾经认识好几个这样的人。通过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多了解不同人的经历并且多对这些经历进行思考对我们来说是极为有用的。虽然每个人经历的细节会有所不同，但人类的行为确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规律。

那么，从人类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相应的教训呢？其中一类教训比较具体，是在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基础上，读懂该国将来可能出现的行为。例如，芬兰是一个与俄罗斯为邻的小型民主国家，它很努力地与俄罗斯维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它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不依赖别的国家为其提供保护。我们可以从芬兰的近代历史中找到它实行这些政策的原因。那些对芬兰历史知之甚少的人就不太可能理解芬兰当前实施这些政策并且将来还会继续实施这些政策的原因——就像1959年首次去芬兰的我，因为不了解芬兰的历史，曾询问在芬兰的房东，为什么明明有美国作为背后的支撑，芬兰却不站起来与苏联对抗。

另一类教训则体现为更为概括性的主题。我再次以芬兰和俄罗斯为例。鉴于芬兰和俄罗斯的特征，二者的双边关系展现了一个概括性的主题：面对身边咄咄逼人的大国，小国的头上仿佛时刻悬着一把刀。面对这种危险，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公元前5世纪编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五卷中有一些被广为引用且扣人心弦的文字，便是以此为主题的。修昔底德描述了古希腊小岛米洛斯的市民如何应对来自强大的雅典帝国的施压。在一段如今被称为“米洛斯对话”的文字中，修昔底德重现了米洛斯人和雅典人之间紧张万分的谈判：米洛斯人试图劝服雅典人不要使用武力，力争保留其民众的自由和生命，而雅典人则警告米洛斯人要面对现实。接着，修昔底德简要阐述了这场谈判的结果：米洛斯人拒绝了雅典人提出的要求，正如2000年后芬兰在一开始拒绝了苏联的要求；雅典人对米洛斯人发起围攻，米洛斯人成功地抵抗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他们不得不投降；最终，雅典人杀光了米洛斯的男性公民，奴役了全部的妇女和儿童。

当然，芬兰人最后没有被俄罗斯人屠杀或奴役，这体现了在不同情况下，米洛斯困境的结局和最佳策略存在巨大差别。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得到一个通用的教训：受大国威胁的小国应时刻保持警惕，做多手准备，制订多个应对方案，并且实事求是地评估这些方案。虽然这个教训我们都懂，甚至觉得已经不值一提，但不幸的是它常常被忽略。米洛斯人忽略了这个教训；巴拉圭人也忽略了这个教训，1865—1870年，巴拉圭人对实力远超自己的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同盟发起战争，结果牺牲了巴拉圭60%的人口；1939年的芬兰忽略了这个教训；1941年的日本也忽略了这个教训，当时的日本同时对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中国发起进攻，并且与苏联关系紧张；近期的乌克兰也忽略了这个教训，因此才会与俄罗斯展开灾难性的对抗。

假如现在我已经说服了你，使你相信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那么从本书讨论的国家危机历史中，我们具体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概括性的主题。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这7个国家为解决危机所做出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承认国家陷入危机；主动承担责任，做出改变，而不是推卸责任，以受害者自居；划清界限，确认需要改变的国家特征，而不是盲目地认为自己的国家一无是处；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了解其他国家在面临与自己相似的问题时曾采用的成功解决问题的模型；保持耐心，理解失败乃成功之母，多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思考国家核心价值观中哪些部分依然适用，哪些部分已经过时；践行诚实的自我评估。

另一个概括性的主题是国家认同。新成立的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博茨瓦纳和卢旺达，需要建构起自己的国家认同，它们也确实正在为之努力。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则可能需要调整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它重塑了自己的国家认同。

还有一个主题是关于影响危机结果的不可控因素。一个国家往往受制于自己之前应对危机的实际经验，还有它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约束。国家应对危机的实际经验无法突然增加，其面临的地缘政治约束也无法在一夜之间消除。但是，国家还是可以实事求是地考虑这些因素，正如俾斯麦和维利·勃兰特治下的德国那样。

悲观主义人士可能会对这些建议提出抗议：“这显然太荒谬了！我们不需要靠贾雷德·戴蒙德的书来告诉我们要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要避免受害者心态，等等！”不，我们确实需要一本书来提醒自己，因为无可否认，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要求在过去经常被忽略，而且在今天依然如此。在过去，有些人因为忽略这些“理所当然”的要求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包括米洛斯的全体男性公民，数十万巴拉圭人和数百万日本人。在今天，依旧有人因为无视这些“理所当然”的要求而威胁到自己的福祉，这些人中就包括我的几亿美国同胞。

悲观主义人士可能还会说：“是的，我们确实常常忽略这些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不幸的是，一本书改变不了我们的这种盲目。修昔底德描绘的‘米洛斯对话’已经存在了超过2000年，但国家依然在重蹈覆辙。即使再来一本书又能如何？”我们这些作家之所以依然在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是因为看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因素。比起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当前世界受过教育的人更多，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更深刻，因此我们可以提出比修昔底德论据更为充分的论点。当前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国民拥有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的权利。虽然我们不乏无知的领导者，但也有一些国家领导者博览群书，他们比过去更容易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我曾遇到过一些国家元首和许多政界人士，他们告诉我，他们曾受到我之前写的书影响。当前，整个世界都正面临着全球性问题，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以来，我们的世界正着手建立处理全球性问题的机制。

以上便是我不听信悲观的言论、不愿放弃希望的一些原因。我将继续书写历史，以期当我们想要借鉴历史时能够有据所依。我们尤其要意识到，尽管各个国家在过去经常面临危机，而且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但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在面临危机时，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进。了解以往国家应对危机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便可为当下的我们点亮一盏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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