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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借鉴思考与展望（第2页）

最后，作为本书中讨论到的最年轻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并没有太多成功应对危机的历史，但它也从应对过往危机的成功经验中获得了自信。正如1979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的那家酒店大堂中看到的绘画内容，印度尼西亚人依然反复讲述着他们在1945—1949年对抗荷兰殖民者，取得国家独立的故事，以及他们在1961年接管荷属新几内亚的经历。这些成就在塑造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自信方面影响巨大。

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比起个人问题，国家问题的处理不适合速战速决，也很难保证能一举成功。不管是国家问题还是个人问题，危机往往具有复杂的属性，我们往往需要尝试一系列不同的解决方案才能找到最有效的那个，而这需要我们有耐心，能够忍受挫折、不确定性和失败。因此，即使是绝对专制型领导者在做出决策时也需要具备耐心。鉴于大多数国家层面的决定都是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谈判的结果，国家危机的解决需要额外的耐心。

我们在本书中讨论到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失败和挫折中变得更为有耐心，尤其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德国、芬兰和现代的日本。1853年，佩里叩关终结了日本的锁国状态，自此之后，日本花了超过50年时间才积聚了足够的实力，在和西方国家的战争中取得首次胜利。自1945年处于实际意义上的分裂状态后，德国花了45年的时间才重新实现统一。在1944年继续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内，芬兰不断重新评估自己的对苏政策，试图弄清楚自己可以在哪些方面安全地避开苏联的施压，以及在不引发苏联再次入侵的情况下自己可以做出哪些自主行动。二战之后，日本经历了被美国占领时期，用了数十年来进行物质与经济重建，应对周期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还有诸如地震、台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这4个案例国家（日本算两个案例）都经历了挫折，但都没有冲动行事。事实证明，耐心是它们最终成功应对危机的关键要素。

与上述这些国家不同的是现代的美国。当然，有的人会表示反对：在历史上，美国人也曾多次经历最初的失败，并且做到了保持耐心，在挫折中继续前行——尤其是在南北战争的4年里、大萧条的10多年间，还有二战的4个年头。可是，美国没有像德国、日本、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那样，在战败与被侵略的经历中铸就一身钢筋铁骨。因为自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到二战，美国共经历了4场对外战争，并且都取得了胜利，所以到朝鲜战争时，美国人很难接受以妥协的方式终结最后的僵局，也难以接受自己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更无法忍受阿富汗战争中漫长的军事僵局。进入21世纪，美国身陷复杂的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困境，这些困境都不存在快捷的解决方法，都需要耐心与妥协，然而美国人目前还未展现出这些品质。

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心理学家将人的性格分为灵活应变和僵化刻板两种类型。灵活应变的人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僵化刻板的人则认为每个问题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在理解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创新方法成功解决危机方面，这种二分法被证明具有重要意义。心理学家发现，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些领域较为灵活而在其他领域较为刻板，而且每个人灵活或刻板的程度各不相同，主要受到其童年所受教养和生活经历的影响。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个人层面转向国家层面，具有百分之百灵活应变能力的国家或者完全不懂变通的国家，在我看来都是很罕见的。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例子在本书中并未被提及，它就是历史上的冰岛，而这个国家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有合理原因的。在被丹麦统治的几个世纪中，冰岛人常常令丹麦政府感到挫败，因为他们面对丹麦政府提出的改革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甚至充满了敌意。不管丹麦政府出于善意提出何种改进建议，冰岛人通常都会回应道：“不必了，我们不想尝试新事物，我们想继续以传统的方式生活。”冰岛人拒绝了丹麦政府在渔船、渔业出口、渔网、农作物种植、矿业和制绳业方面提出的改进建议。

考虑到冰岛所处环境的脆弱性，人们便会理解这种僵化刻板的民族特质。冰岛位于高纬度地带，气候寒冷，而且作物生长季节较短。冰岛的土质脆弱且土层较薄，由火山灰形成，容易被侵蚀，而且再生速度较慢。冰岛的植被容易因放牧或风和水的侵蚀而被破坏，而且之后的再生速度很缓慢。在早年维京人开展殖民活动时期，冰岛人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物资战略，然而结果都很惨烈，直到他们最终设计出一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方案。在制订好这套方案后，他们不愿再在生计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做出更多的改变，因为以往痛苦的经历使他们坚信：除了这套可行的方案，其他的尝试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或许除了历史上的冰岛之外，还有一些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灵活多变或是僵化刻板的典型特征。但更为常见的是，一个国家的灵活性只表现在特定的情况下：即在某些领域比较灵活，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显得僵化刻板。芬兰人坚决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被侵略，但在其他方面，比如就不允许他国改变本国总统选举规则这一问题上，灵活地做出妥协，尽管在有些国家看来，这是一个民主政体不可剥夺的权利。明治时代的日本拒绝在天皇制度和传统宗教方面做出让步，但在政治体制上则很灵活地做出妥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人在国家认同上坚守英国属性，但同时建立起一个比英国更为重视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社会。

在一国的灵活性方面，美国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思考。作为个体，美国人是灵活多变的，具体例子是他们平均每5年搬一次家。美国的政治史也呈现出明显的灵活性特征，例如我们的联邦政府权力常常在两大主要政党之间更迭，而且我们的主要政党经常以合作的形式吸纳新生的党派力量。然而，在最近的20年间，美国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呈现拒绝让步和妥协的趋势。

基于上述讨论，我认为对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将一国简单地归为灵活多变或僵化刻板意义不大。思考一个国家是否在多个维度上呈现不同的灵活或僵化程度，可否就此对国家进行分类，这也许才是值得研究的方向。在未来，这个问题仍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11.国家核心价值观。个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形成的基础，它代表了一个人誓死所坚守的一些东西。对个人而言，核心价值观对于危机的解决既有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也有可能产生消极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核心价值观能够使人们看清自己的立场和地位，从而思考生活中需要改变的方面。从消极的方面看，随着周边环境的变化，人们有可能会固守一些过时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妨碍个人危机的解决。

国家也拥有核心价值观，它指的是一国国民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在某些情况下，国民甘愿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一国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息息相关，但二者又有所区别。例如，芬兰的国家认同尤其离不开该国特有的语言以及文化成果，但维护芬兰的独立才是无数芬兰人在战场上甘愿为之牺牲的核心价值观；苏联一心想要摧毁的是芬兰的独立，而不是芬兰语。类似地，德国的国家认同围绕着德国的语言、文化和德意志民族共同的历史展开。但是，德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中包含了被许多美国人谴责，而被大多数德国人赞许的“社会主义”元素，比如强调政府在公共利益上的投入，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部分个人权利，不将重要的公共利益建立在以自利为导向的私人利益之上。例如，德国政府为艺术项目（包括歌剧团、交响乐团和剧院）提供了大规模资金，为所有的德国公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和退休保障，加强对当地传统的建筑风格和森林的维护。这些都体现了现代德国的核心价值观。

与个人情况类似，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在国家进行选择性变革的过程中既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也有可能发挥消极作用。过去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许依旧适用于当前的时代，并且可能激励国民为维护这些价值观而做出牺牲。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激励芬兰人为保卫国家的独立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激励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对西方国家奋起直追，激励二战后的德国人和日本人艰苦奋斗，熬过困难时期，重建自己的家园。但是，过去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可能在今天已变得不合时宜，而固守这些过时的价值观可能会使一个国家无法采取必要的选择性变革。这正是二战后澳大利亚面临的危机逐渐凸显的关键所在：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远离英国本土的英国公民聚居地的属性越来越淡，但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抛弃这种一直以来的身份认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二战后的日本：尽管日本文化和尊崇天皇的核心价值观是日本的力量源泉，但若日本继续像以前那样，实施无限制开采海外自然资源的政策，只会给自己带来损害。

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从个人层面来看，限制个人进行选择性改变的外部因素包括经济方面的约束、对他人应负的责任以及人身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国家的选择自由也会受到约束，但国家所面临的约束因素类型不同于个人，尤其是，国家会因强大的邻国和经济方面的限制而受到地缘政治约束。在我们讨论的影响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中，这是各个样本国家在历史上呈现出最大差异的一项。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几乎不受约束，有4个国家（明治时代的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某些方面受到约束，但在其他方面相对自由，另外2个国家（芬兰和德国）受到相当严重的约束。接下来，我将探讨各国当前受到的地缘政治约束和我在前面提到的各国在历史上受到的约束有何区别。

历史上，美国曾经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不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制约，它的东西两面紧邻大洋，南北两面与其接壤的邻国都对其构不成威胁，它坐拥地理条件带来的天然优势，人口众多，财富聚集。比起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受到的地缘政治约束都更少。与美国截然相反的是芬兰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都受到严重的地缘政治约束。芬兰的不幸在于和俄罗斯共享漫长的陆地边界。如何在受到如此严峻的地缘政治约束之下尽量保持选择的自由，这是芬兰近代历史上面临的主要困境。德国的运气不佳在于其位处欧洲中心，比起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德国要面对更多的陆地和海上邻国（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强大的国家）。忽略了这个基本现实的德国领导者（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曾使德国在20世纪之内两次陷入灾难。德国先后两次在极为出色的领导者（俾斯麦和维利·勃兰特）的带领下，通过谈判走出地缘政治约束的雷区。

剩下的4个国家在地缘政治局势上呈现出好坏参半的景象。明治时代的日本是一个岛国，但西方列强对其虎视眈眈。智利在东边受到安第斯山脉的保护，在北边拥有沙漠作为屏障，如今在南美洲并未面临显著的威胁。但是，在阿连德任内，智利的经济因受到远方美国的施压而出现动荡。印度尼西亚在地理区位上受周边海洋的保护，没有邻近的国家对其产生威胁，但它不得不与相隔半个地球的荷兰抗争以获得独立。自独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一直受制于国内贫困问题和人口快速增长问题。最后是澳大利亚，尽管它地处偏远地带，而且四周受到大洋的保护，但在二战中还是遭受了日本的威胁和轰炸。所有这些国家在行动自由方面都断断续续地受到约束，但比起芬兰和德国，这些国家所受的约束并非长期性的，程度也相对缓和。

在最近1000年以来，地缘政治的约束在全球层面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在遥远的过去，一国人口大都能自给自足，物品和信息的接收和传递一般发生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也仅仅来自相近的邻国。但在过去的500年间，各国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和军事联系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一国面临的海上军事威胁开始来自世界各地：大约在1595年，荷兰人开始占领印度尼西亚；1853年，佩里船长率领的美国舰队打破了日本的锁国状态。原来的日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进出口量之少可忽略不计；现在，日本的产业经济受到自然资源的严重制约，只能依赖进出口。美国也是主要的进出口国家。智利依赖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进行铜矿开发。美国对阿连德政府施加经济压力，并在智利国内扶持阿连德的对手，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也面临如此困境，只不过受影响程度较小。本书讨论的7个国家中，有3个国家曾遭受空袭，它们的敌军来自数千里之外：1941年12月，日军对美国的珍珠港发起突袭；1942年2月，日军对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发动空袭；1942年4月，美国对日本发起杜立德空袭。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曾受到陆上轰炸机的猛烈攻击。最初被用于袭击行动的火箭是1944—1945年德国对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发射的V-2火箭，其射程可达200英里。现在，洲际弹道导弹能够跨越最辽阔的海洋，击中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这一切进展意味着各国历史上所受的地缘政治约束已被大大改变。这是否意味着地理因素已不再重要？当然不是！芬兰的外交政策仍然受制于它和俄罗斯之间漫长的陆地边界。德国的外交政策也仍然要考虑它的9个陆上邻国，还有8个隔着波罗的海和北海相望的邻国。自获得独立以来的两个世纪里，沙漠和高山使智利免受侵略，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地理区位的天然保障还会持续发挥作用。尽管美国可能会遭到导弹袭击，但要入侵和征服这个国家依然是难于上青天，难度与之相当的还有试图侵犯澳大利亚的领土。简而言之，芬兰的那句箴言——“我们的地理位置永远不改变”将继续适用于每个国家。

危机是必要的吗

上文总结了最初启发我写作本书的那个问题：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与国家危机结果的相关性。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两个问题，虽然这两个问题并非我开展这项研究的初衷，但每当我与人谈论到国家危机时，他们最常提出的就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关注的是一国所经历的危机对于该国政策转变的驱动作用，还有领导者的作用。

国家是只有在危机发生后才会有所行动，还是会因提前预期危机的降临而采取行动？对于这个被频繁提出的问题，本书的危机案例对两种可能的答案都有所涉及。

明治时代的日本，在最初面临来自西方不断增长的威胁时选择了逃避，直到佩里叩关才不得不有所行动。然而，在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日本不再需要任何的外部冲击来推动其实施紧急变革行动，相反地，日本因预期自己将会面临被西方进一步施压的风险而进行了改革。

芬兰的情况与日本很相似，最初芬兰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选择视而不见，直到1939年苏联对其发动进攻，芬兰才迫不得已直面这一问题。不过，在1944年之后，芬兰人已经不会再等到苏联真正发起进攻行动之后才做出回应：芬兰外交政策的目标已经变成实时预期自己可能面临的来自苏联的压力，从而先发制人。

在智利，阿连德政府制定的政策是为了应对国内长期存在的极化问题，而不是为了应对突发的危机。因此，可以说阿连德政府是在解决当下面临的挑战的同时，为将来的危机做好准备。与之相反，智利军方之所以发动政变，是因为阿连德宣布要将智利变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国家，这在军方看来无疑是智利面临的紧急危机。

这两种行动逻辑均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案例中。正是由于害怕反对共产主义的将军委员会将做出不利于共产党人的行动，印度尼西亚军方中支持共产主义的势力才发动政变。而余下的军方势力所采取的行动显然是为了应对1965年10月1日发生的政变，不过也有理由怀疑他们早就预料到这场政变，并且早早准备好了应对方案。

二战后的德国展现了现代历史上因预期危机将会发生而采取行动，而不是因危机已经发生而展开行动的两个典型案例。康拉德·阿登纳总理推动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为欧洲共同市场和欧盟的成立打下了经济和政治结构基础，这些行动显然是因预期危机将会发生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见第十一章）。二战的恐怖氛围平息后，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阿登纳和其他欧洲国家领导者积极努力推进西欧一体化进程，这样一来，西欧国家之间便不愿也不会互相攻击。无独有偶，维利·勃兰特总理推行的“新东方政策”也不是为了解决东欧当下的紧急危机（见第六章）。对勃兰特来说，无论是承认民主德国和其他的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还是承认德国东部领土的丧失，均非迫在眉睫之事。而勃兰特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把握好未来的机会，创造充分的条件，使德国在未来一旦有机会就能重新统一——事实上德国也确实做到了。

如今，日本面临七大主要问题，但日本当局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采取决定性举措。日本是会像二战后的澳大利亚那样，以循序渐进的变革成功解决这些问题，还是需要一场突发性危机来刺激其奋起行动？类似地，除了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迅速出兵阿富汗，还有以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如今的美国仍未就其面临的重大问题采取决定性举措。

因此，本书谈到的国家案例中，有4个国家的政府需要在危机的刺激下才会采取行动，有2个国家因当下缺乏危机的刺激而尚未采取关键行动。明治时代的日本、芬兰、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皆在危机降临后开始实施为期数十年的改革项目，而且之后就不需要进一步的刺激了。但是，本书谈到的国家中也有先发制人，预防危机具体化或者防止危机加重的例子，德国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前种情况，智利属于后种情况。当然，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不断地采取预防性措施，以应对目前还不那么迫切的问题或者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因此，“是否只有危机才能激发一个国家做出重要的选择性变革”这个问题，在个人层面上和在国家层面上的答案是相似的。作为个人，我们需要不停地处理当下存在的和预期会发生的问题。当我们预料到严峻的新问题即将出现，我们就会努力在问题出现之前将其解决。然而，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要克服许多的惯性与阻力。比起逐渐积累起来的问题和预期将来会出现的问题，突发性重大问题更易激发人们的能动性。此刻，我想起塞缪尔·约翰逊的一句话：“当一个人得知自己会在两周后被绞死时，他的精力集中程度会令人惊叹。”

领导者在历史上的角色

领导者能否产生决定性影响？每当我与人探讨国家危机时，大家常常提及的另一个问题关乎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辩题：一国领导者是否会影响该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还是说在特定时刻，不管坐在一国领导者之位上的人是谁，该国历史发展的路径都不会发生改变？这场辩论的一方以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年）为代表，他主张的是“伟人史观”，在他看来，历史发展的进程由诸如克伦威尔和腓特烈大帝这样的伟人主导。类似的观点当前在军事历史学家中还很流行，他们倾向于强调军事将领和战时政治领袖的决策力量。这场辩论的另外一方以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他坚持认为领导者和军事将领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为了表明这一观点，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描绘了一些战争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将领下达的命令与战场上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相关。

如今，历史学家大都赞同托尔斯泰的这个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进程取决于细节，而不取决于伟人的政策或抉择。他们通常辩称：伟人之所以看上去很有影响力，不过是因为他（或她）所追求的政策正好与民众的观点形成共鸣。如此一来，资质平平的政治家也有可能被奉为伟人，只是因为他们生正逢时，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出色的个人特质（他们通常所举的例子是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和哈里·杜鲁门）。而且，领导者所拥有的选择是有限的，这些选择取决于历史的其他因素。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持有的观点则介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类型的领导者，即所谓的“魅力型领导者”，有时候可以影响历史的进程。

这场辩论的结果依然悬而未决。每个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先入为主，在脑海中先形成一个总体性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往往是基于某一原则，而不是基于可供实证分析的有效方法），然后将这一观点应用于个案研究。举个例子，所有有关希特勒的传记作品都讲述了他生平的那些关键事件。可是，支持“伟人史观”的传记作者在叙述这些关键事件时，会强调希特勒作为一名行动异常高效且邪恶的领袖，一手造就了德国后来的发展局势，如果换成其他人坐上这个位置，那么德国的历史将会呈现不一样的结局。而反对“伟人史观”的传记作者在叙述这些关键事件时，则会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反映当时德国社会普遍特征的代言人。我们无法通过叙事和个案研究来为这场辩论做出决断。

不过，最近的分析中有人使用了一种很不错的方法，这种方法结合了三个特点：一是搜集由多个历史事件或特定类型的历史事件集合而成的大样本；二是进行“历史自然实验”，即对比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有干扰发生和没有干扰发生的历史轨迹（我将在下文列举两个实例）；三是以量化的方式进行结果分析。美国西北大学的本杰明·琼斯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本杰明·奥尔肯结合这种方法共同发表了两篇出色的论文。

在第一篇论文中，琼斯和奥尔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和随机选择的国家领导者未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的时期相比，国家领导者在任期内自然死亡会对一国经济增长造成何种影响？这种比较为测试国家领导者变更对一国的经济影响提供了自然实验的条件。如果“伟人史观”是正确的，那么相比随机选择的国家领导者未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的时期，国家领导者在任期内自然死亡应该会带来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可能是上升，也可能是下降，这取决于该领导者生前实施的政策产生的影响是好是坏。在建立样本数据库时，琼斯和奥尔肯搜集了1945—2000年所有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的国家领导者案例。他们成功搜集到57个符合这一条件的案例：其中大部分国家领导者的死因是心脏病发作或癌症，有少数几人死于坠机事件，还有一人死于溺水事故，一人死于骑马失足，一人死于火灾事故，一人因断腿而亡。这些确实都是随机事件，因为一个领导者实施的经济政策丝毫不会影响他意外溺水身亡的概率。研究结果表明，与随机选择的国家领导者未在任期内自然死亡时期相比，国家领导者在任期内自然死亡确实会容易带来该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这就意味着，从多个案例的平均情况来看，领导者确实很有可能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

在他们发表的第二篇论文中，琼斯和奥尔肯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国领导者在任期内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暗杀的话，情况又会有何变化？当然，一国领导者被暗杀不完全是随机事件：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例如国民对国家经济增长率较低的现状不满），发生这种事件的概率会更高。因此，琼斯和奥尔肯比较了国家领导者被暗杀成功与暗杀未遂（子弹打偏）的情况。这种差异就是随机的了：一国的政治状况也许会影响暗杀事件发生的概率，但无法影响暗杀者的命中率。这个数据库包含了1875—2005年发生的共298起针对国家领导者的暗杀行动：其中有59起成功，239起失败。研究结果表明，与被暗杀未遂的情况相比，一国领导者被暗杀成功后该国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更大。

夏元  上班第一天，我拒绝了无偿加班！  王牌狙击手（全5册）  谢邀：人在迪迦刚成邪神  莲静竹衣代表作品合集（共8册）  灵域战仙  穿书之黑化反派自救手册  末世：开局爆出一只貂蝉  全球神邸：我随机获得万界宝物  知乎高赞答主：温酒的睡前故事（全2册）  末日求生  魔王奶团敲凶哒  我的竹马是哭包  村霸农女：傲娇夫君来种田  百龙传奇：人龙传  紫金陈：少年股神（全2册）  超能富豪养成计划  冲出豪门似鸟飞  替身的我和白月光互穿了  读美文库——再别康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