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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2 一切都是相连的（第3页）

“因为这个关于预期价值的案例有个前提，就是寻找黄金的潜水次数是没有限制的。我这辈子不能进行无数次潜水。如果我下水，就必须百分之百地找到黄金，否则企业就会让我搞垮。你说的这种情况适用于那种不用限制潜水次数的大公司。但大多数公司不是埃克森，它们的资源有限。至于我个人，我完全没有什么资源。”

“噢……”杰伊说，“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让我再想一想，然后我们再继续。”

几个星期后，我得出结论，哈佛商学院虽然开设了不同的课程，但教授的理念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企业的一切要素都相互关联。如果企业要取得成功，那么每一个部门既需要独立运转，又需要与其他部门顺利协作。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封闭的综合系统，而经理就是组织者。以汽车制造商为例，他们需要进行良好的市场调研，了解目标客户需求和市场潜力；需要出色的设计、管理和制造，生产出优质的产品；需要制订有效的方案，进行员工招募和培训；需要良好的营销方案，激发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欲望；还需要可以达成交易的优秀销售人员。如果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又无法快速修复，企业就可能会面临亏损和破产的风险。我已经熟知这一课了。下一步是什么呢？明天还有3个案例，重复同样的道理。在那之后呢？又是3个案例，继续不厌其烦地阐述这一理念。

到12月假期时，我已经准备好退学了。我百无聊赖，波士顿又天寒地冻。学院教学主要由仍在探索自己的教学风格的年轻助理教授完成，乏善可陈，了无新意。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和生命？我准备重返职场了。

曾在帝杰聘请我的比尔·唐纳德森离开了公司，去华盛顿担任副国务卿。迪克·詹雷特接替他担任公司总裁。我之前最后一次见到迪克，还是在他因为我不经心地在餐厅联合公司询问内幕消息而教训我的时候。但是他曾经在哈佛商学院就读，所以我决定征询他的建议。

“亲爱的迪克，”我写道，“我讨厌这里。我已经理解了他们教授的理念，现在正考虑辍学。也许我可以回到帝杰或去其他地方。请告诉我你的想法。”

令我惊讶的是，迪克不吝时间手写了6页纸的回复，他的建议改变了我的人生。他在回信中说道：“亲爱的史蒂夫，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曾经也在第一年的12月准备从哈佛商学院退学。我发现商学院无法满足我对智力活动的追求，我打算转到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但最后我还是留了下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决定，而这正是你应该做的。不要离开，留下来。”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时至今日，我仍然不胜感激。每当年轻人写信或打电话向我寻求建议时，我都会回想起迪克周到体贴的回复。像杰伊·莱特一样，迪克·詹雷特后来也成为黑石董事会的长期成员。在决定留在哈佛商学院后，我开始刻苦学习自己在帝杰没有学到的知识，从公司财务的基础知识到会计、运营和管理。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第一年的学习，并被教师团队选为世纪俱乐部的成员，而该俱乐部是由1972年每个学院的前三名学生组成的。接着，我又被俱乐部的其他成员选为主席，像在高中和耶鲁那样，我开始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独一无二的体验。我发起一个项目，邀请只比我们大几岁的成功的年轻人，与俱乐部成员座谈。我的前两位嘉宾，一位是约翰·克里，他是反对战争的越战老兵，后来成为参议员、国务卿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另一位是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他当时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后来成为伦敦和旧金山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在哈佛的第二年，我还遇到了艾伦·菲利普斯，并和她结了婚，当时她在哈佛商学院担任课程助理。

我还决定推动改善哈佛商学院的管理现状。由于我成功地改变了耶鲁的禁宿规则，并有解决波尔克堡食物混乱问题的经验，我信心满满地邀约了哈佛商学院院长拉里·福雷克见面，想就改善学校状况提出建议。福雷克并非院长这一职位的最佳人选，他普普通通，没什么过人之处，是一个做事机械的行政管理人员，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学校，而是在企业的董事会就职。尽管学院依然名声在外，但其实已经出现了严重衰落的迹象。我花了5个月时间才与福雷克约上。我开门见山：

“学院的老师无法教学，学生无法学习，课程陈旧过时，行政部门又效率低下。”我举例说明了每个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方案。

“施瓦茨曼先生，”他回应说，“你一直都这么我行我素吗？”

我告诉他，我是初中学生会主席、高中学生会主席，主持了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现任哈佛商学院世纪俱乐部的主席。所以，不是，我和“我行我素”这个词没有任何关系，但院长可能存在这个问题。耶鲁大学的规模是哈佛商学院的许多倍，业务繁忙程度可想而知，耶鲁校长金曼·布鲁斯特却会特意安排时间，一定在4天之内会见预约的人，福雷克却让我等了足足5个月。我告诉他，哈佛商学院为什么会走下坡路，对我来说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告诉了你问题的所在，甚至向你提供了解决方案，你却没有任何兴趣。”我说，“我真的很遗憾，竟然过来试图帮助你。”

“我觉得谈话可以到此结束了。”福雷克说。

我并不是觉得自己比院长更聪明，而是我通过学生生活的视角，多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尽管哈佛商学院存在缺点，但我还是关心着母校的发展。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艾伦也对教学和学生的素质形成了类似的悲观看法，我对院长的建议也吸收了艾伦的意见。我唯一的失误就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经验和对方的谦虚程度，认为他可能会重视我的坦诚和直率，而他把我的提醒和建议视为冒犯甚至侮辱，不想跟我交流。

于是，我向自己保证，如果我经营一个组织，一定会尽可能降低人们与我见面的难度，我会一直实事求是，无论情况多么困难，只要你能够保持诚实、理性，能够解释自己的想法，就没有理由感到不自在。再聪明的人也无法单独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一群聪明的人如果能够彼此坦诚地沟通，就会战无不胜。这是我从拉里·福雷克那里得到的唯一收获。

在哈佛商学院的求学经历使我确信，虽然我在帝杰出师不利，但可能我还是适合做金融的。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我能够发现模式、感知问题，也能提出潜在的解决方案，而不会迷失在数据中。课外活动加深了我对自己的认识——我喜欢和他人一起努力应对困难，甚至是完成不可能的挑战。尽管我在帝杰的开局很差，尽管我的数学技能平平（当时和现在都还是平均水平），但随着毕业的临近，我决定在华尔街再试一次。

当时，投资银行的主营业务有两个。第一个是销售和交易，就是买卖债券、股票、期权、国库券、金融期货、商业票据和存款证等证券。第二个是为企业提供金融替代方案、资本结构或兼并和收购方面的建议。这些业务吸引了不同类型的人。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计算机彻底改变市场运作方式之前，交易大厅充满了情绪不稳定的交易员，既疯狂又嘈杂。咨询工作往往更考验脑力，需要长期谈判和耐心以建立客户关系，必须努力让主要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相信我所说的话，根据我的建议采取行动。我必须进行创新，说服客户接受我的咨询建议，达成交易，与同行竞争。这似乎正是我的强项。

我申请了6家公司。当参观他们的办公室时，我回想起自己在耶鲁学习的文化和行为课程，突然又想到哈佛商学院最重要的课程高级论文应该选的题目——《银行办公室氛围所反映的企业文化》。库恩勒伯公司的历史氛围厚重。在正门内侧，悬挂了一幅创始人雅各布·希夫的巨幅肖像，还有公司历史上每一位合伙人的小幅肖像。合伙人坐在独立办公室里，与办公区的同事和外面的活动隔离开来。公司气氛凝重，显得故步自封，将来可能难以适应和生存。

摩根士丹利和帝杰在同一栋楼里，但它在大楼的顶部，办公室光线明亮。合作伙伴区域的金色地毯和古董卷盖式办公桌提醒人们不忘过去，除此之外，公司的氛围是现代化的，可以随时改变。然后是位于威廉街1号的雷曼兄弟，这是一座巨大而华丽的石头建筑，像一座意大利宫殿，顶部是罗马式塔楼。每层楼都被分成了一小部分办公室。在我看来，它像一座封建时期的城堡，充满了阴谋诡计，完全不透明。在那里工作的任何人都必须互相拼杀才能成功。我想，雷曼兄弟会做得很好，直到内斗将其摧垮。

我的毕业论文写得容易、轻松，里面既没有数据，也没有调研。我的教授却认为论文很有创意，给了我很好的成绩。

然而，我的求职面试就没有这么顺利了。第一波士顿银行在1972年没有一个犹太员工，显然我不会成为第一个。高盛说他们喜欢我，但担心我个性太强，也没有给我录用通知。

摩根士丹利当时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它为最重要的公司提供服务，是名副其实的大行。摩根士丹利有一位犹太人——合伙人刘易斯·伯纳德。除了他之外，全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他们邀请我回来进行第二轮面试，并给我指派了一位向导，也就是一位年长的员工，带我参观公司，去见合伙人。我的向导谈到了精确度在起草招股说明书中的重要性。对摩根士丹利的文化来说，精确度显然非常重要，但它并不能令我兴趣盎然。

最后，我被邀请会见公司总裁罗伯特·鲍德温。鲍勃此前一直担任海军部长，他的办公桌后面矗立着海军旗帜和美国国旗。摩根士丹利那年仅招聘7名员工，鲍勃给了我成为其中一员的机会。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但有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我必须改变我的个性。摩根士丹利的等级文化老套古板，在这里，我不能彰显自以为是、狂热激进的自我。鲍勃认为我有在这里工作的才能，只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我对他的邀约表示感谢，但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我希望在符合自己个性的地方工作。他应该收回邀约，把机会提供给更合适的人。但鲍勃拒绝了。他说，如果摩根士丹利给你一个邀约，邀约就是你的了，应该由你自行处理。他的公司会永远信守诺言。这件事情令我对他肃然起敬。在接下来的10年中，鲍勃改变了摩根士丹利的文化，摆脱许多古老的传统，使其更为现代化。但是，因为要尊重自己所继承的文化，他必须遵循一些条条框框和前提条件。他知道我很难驯化，但也预感到我可能会帮助公司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前进。

对我而言，雷曼兄弟更有吸引力。这个公司招录的并不全是MBA，而是聚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前中央情报局的特工、退伍军人、前石油行业从业人员、家人、朋友和各种各样的人。每层办公室的设计都不同，30个合伙人和30个经理之间没有任何隔阂。这里看起来是一个风起云涌、令人兴奋的地方。

面试当天，参加面试的人坐在合作伙伴餐厅的桌子旁，合伙人坐在后面。公司董事长弗雷德里克·埃尔曼扎着一条带有大银扣的牛仔腰带，这非常不符合华尔街的穿衣风格。他告诉我们，我们会成对接受面试：两位候选人为一组，与另外一组候选人进行45分钟的讨论，全天如此。我当时觉得，这种分组策略可能会以灾难性后果而告终，因为两位候选人会互相竞争，争取比对方表现更好。如果我在这9次面试中都展现竞争意识最强的自我，一天下来，地面上会“鲜血四溅”。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与我的搭档——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士——保持风度和友好。事实证明我的决策是对的：公司拒绝了在面试过程中激烈竞争的人，那些相互合作的人则收到了录用通知。

我正确的决策还有一个更长远的好处，我的同事贝蒂·艾维拉德在投行从业已久，有着相当成功的职业生涯，我们经常在工作场合遇到对方。在那个危险的面试日过去数十年后，我们一起在弗里克收藏馆的董事会任职，这是一个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艺术博物馆，她后来成了主席。人生早先遇到的人、交到的朋友，总会在后来的人生中以另外的方式再次出现。

在帝杰，我独自一人在华尔街的迷雾中摸索。而在我刚开始在雷曼兄弟工作的时候，公司就指派了一位合伙人史蒂夫·杜布鲁指导我。他也毕业于哈佛商学院，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史蒂夫这个企业金融家长得像电影明星：高挑，苗条，英俊，黑发侧分。他是前任主席罗伯特·雷曼兄弟的门徒。他带我去吃饭，给我介绍公司的运作方式。

但就在我接受雷曼兄弟的工作一周后，史蒂夫往我的住所打来电话：“我不希望你因此有任何的苦恼，但我要从雷曼兄弟离职了。我加入了拉扎德公司。”

“等等，”我说。“你是和我一起吃饭的人。现在你要走了？这怎么会不影响我呢？”

“这与雷曼兄弟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在这里你一定会如鱼得水，声名显赫。但我以前的职业生涯都是在雷曼兄弟度过的。现在是我继续前进的时候了。我想亲自告诉你，让你明白这只是一个个人决定，跟公司没有关系。你应该对自己在雷曼兄弟工作感到开心。”

“如果你要去拉扎德，”我说，“那么也许我应该和你一起去。”

“你不应该忠诚于我，而应忠诚于公司。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安排面试。”我接受了他的提议，飞往纽约，与拉扎德颇有名气的兼并和企业融资顾问菲利克斯·罗哈廷会面。罗哈廷身材矮小，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却是金融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二战之初，还是小孩子的他与母亲一起逃离欧洲，来到纽约。他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拉扎德，成为纽约最杰出的投资银行家。他最伟大的举动是在1975年拯救纽约市于破产的边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聊了一个小时左右。最后，他说：“史蒂夫，你是一个有趣的人。如果你想在拉扎德工作，我现在就能为你提供工作机会，但我建议你不要接受它。”

“为什么？”

“因为在拉扎德，有两种类型的人：像我这样的主人和像你这样的奴隶。我觉得做奴隶你肯定会不快乐，但你现在还不够格做主人。你应该去雷曼兄弟工作，让他们训练你，然后你再以主人的身份来到拉扎德。”

我飞回波士顿，艾伦问我事情进展如何。“罗哈廷给了我一份工作机会，然后告诉我不要接受它。拉扎德真是个匪夷所思的公司。”

就这样，我去了雷曼兄弟接受训练，驻扎华尔街，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成了一个如电话交换机一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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