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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美国的未来优势与最大的难题（第2页）

我要提到的美国的最后一个优势在今日的美国人看来并非一个优势，它就是移民（见插图9.8）。当然，移民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使我们感到苦恼。然而，现实情况是，如今的所有美国人要么是移民，要么是移民的后代。大部分移民是在过去的4个世纪中来到美国（我的祖父和祖母分别在1890年和1904年移民到美国）。哪怕是被称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也是移民后裔，他们的祖先早在至少1.3万年前开始抵达这片大陆。

为了理解移民带来的根本性好处，试想将任意一国的人口分成两组：一组基本上是该国最年轻、最结实、最勇敢、最甘于冒险、最勤勤恳恳、最有雄心壮志且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口；另一组则是余下的人口。然后，试想将第一组人口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而将第二组人口留在他们的祖国。这种选择性的迁移基本上可以反映现实中移民的决定及其取得的成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里，有超过13的人出生在其他国家，有超过半数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后代。这是因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者所需的品质——果敢、敢于承担风险、勤奋努力、雄心勃勃、富有创新能力，正是那些决定移民的人所具备的。移民和移民的后代还在美国的艺术、音乐、烹饪和体育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政治极化

以上所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美国享有巨大的优势。然而，一个国家也可能将自己的优势挥霍殆尽，正如阿根廷。如今，美国已经出现一些征兆，警示我们这个国家可能正在挥霍自己的优势。在这些征兆中，比较突出的是4个层面的问题，作为我们的历史优势之一的美国民主很可能会因为这些问题而走向溃败。我将会利用本章余下的篇幅来讨论这当中第一个，也是最为严峻的一个问题。接下来的一章（第十章）中，我将讨论“其他”三个严峻的问题。我把另外三个问题统统列为“其他”，仅仅是因为它们与第一个问题比起来都显得不甚严峻。

当今能够威胁美国民主的基础性问题中，排在首位并且在我看来最可怕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妥协的加速崩溃。正如我先前解释的那样，政治妥协是民主政体相较专制政体所拥有的基本优势之一，因为政治妥协能在预防多数人的暴政的同时，防止心灰意冷的少数派造成政府瘫痪。美国联邦宪法通过设立分权制衡的体制来形成政治妥协的压力。举例来说，我们的总统负责发起政府政策的制定，但国会控制着政府的预算，且众议院（国会中的下议院）议长负责制定众议院的议程，就总统提案进行讨论。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选出的国会代表各持己见、僵持不下，而且各方观点都未能获得足够多的支持者，因而都无法被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各方必须达成某种妥协，政府才能采取实际行动。

自然地，在美国历史上，激烈的政治斗争时常发生，而且多数人的暴政或少数人导致政府瘫痪的情况也会偶然发生。但是，除了引发1861—1865年美国内战的那次明显的政治妥协崩溃之外，我们通常都能够达成政治妥协。一个比较现代的例子是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作为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奥尼尔两人在1981—1986年的关系（见插图9.9）。两位都是老练的政治家，个性都很强，拥有对立的政治理念，而且在许多甚至是大部分政治问题上都意见相左。他们在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尽管如此，两人都很尊重对方，承认宪法赋予对方的权利，并且遵守行事规则。虽然奥尼尔不喜欢里根提出的经济议程，但他承认宪法赋予总统提案的权利，并就该提案发起了众议院投票，而且按照拟定的日程行事。在里根和奥尼尔的带领下，联邦政府保持正常运转：各项议程按时完成，政府预算得到通过，政府从没有停摆，程序性阻挠议事的现象也不常发生。里根和奥尼尔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在减税、联邦税改、移民政策、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改革、非军用支出的削减以及军费的增加等方面意见相左，但最后还是成功达成妥协。尽管里根提名的联邦法官人选通常不合民主党人的胃口，民主党还因此否决了某些提名人选，但里根还是如愿任命了超过半数的联邦法官，包括9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的3位。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政治妥协的形势不断恶化，尤其大概从2005年开始。不光是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之间，就连各政党内部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也出现了妥协崩溃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共和党内部尤为严重，与民主党达成妥协的温和派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连任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共和党内的激进派——茶党。这样做的后果是，2014—2016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的数量是近期美国历史上最少的，致使预算的通过也落后于原定的计划，这为政府停摆埋下隐患，或者说实际上加速了政府的停摆。

在美国，政治妥协崩溃的表现包括程序性阻挠议事和阻止任命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程序性阻挠议事是美国参议院的议事规则所容许（但在宪法中没有被明确提及）的一种策略，指的是反对某项提案的少数参议员（甚至是一名参议员）通过发表冗长的反对意见（或是威胁要这么做），以达到强行使对方做出妥协或撤回此项提案的目的。（程序性阻挠议事的最高纪录发生在1967年，有参议员进行了超过24小时的连续演讲（见插图9.10）。根据参议院的议事规则，只要参议员中的绝对多数人（100名参议员中的60名及以上）同意，就可以对提案“终结讨论”，从而终止程序性阻挠议事。在实际操作中，那些原本会被多数派击败却意志坚定的少数派可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强行与多数派达成妥协，而那些心志坚定的绝对多数派可通过“终结讨论”拒绝与少数派达成妥协。

尽管明显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即少数派通过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使政府瘫痪，或多数派通过“终结讨论”达到暴政的目的，这一体系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管用的。少数派鲜少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多数派也鲜少发起“终结讨论”的投票。在美国宪政的前220年间，在43位总统的带领之下，我们的参议院曾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反对总统提名的68位政府职位候选人。然而，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时，共和党领导者宣布，他们将反对奥巴马的所有提案。共和党人仅仅在4年间就通过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否决了奥巴马提名的79名政府职位候选人，比过去整整220年间的总数还要多。民主党的回应是，针对除最高法院法官之外的总统提名候选人，废除参议院确认投票环节所适用的绝对多数规则，如此一来，便可在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获得批准的同时，降低心怀不满的少数派的安全阈值。

程序性阻挠议事不过是阻挠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获得参议院批准的最为极端且最不常见的一种策略。在2012—2016年，即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期间，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的总统提名法官人数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少的，批准的联邦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下一级）法官人数也是自19世纪以来最少的。参议院拒绝批准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时，最常见的策略是拒绝召开讨论该提名的参议院委员会会议，第二常见的策略是针对已被相关参议院委员会通过的提名，拒绝发起正式的参议院投票。比如，一名大使职衔的提名候选人可能会一直没有机会上任，因为他在获得提名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一直没有等到参议院的投票，在参议院进行投票之前他可能已经过世了。甚至一些比法官或大使职位的争议性和影响力要小很多，或者远没有那么重要的职位也会遭到阻挠。我有一位朋友曾被提名担任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一个二级职位，在等了一年却迟迟未得到确认任命之后，他放弃了这一机会。

原因何在

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妥协在近20年间出现加速溃败的趋势？除了会造成其他伤害，这也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因为它使人们不再愿意作为民选代表在政府供职，当然那些毫不妥协的空想家除外。我有两位朋友曾是声誉极高的美国资深参议员，而且只要他们愿意，连任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们都决定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因为国会的政治氛围实在令他们感到沮丧。我曾问及民选代表和那些对国会事务经验丰富的人，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趋势，他们提供了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竞选活动成本的不断攀升使捐资人变得更加重要。尽管部分重要职位的候选人能通过筹集许多小额捐款来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许多或者说大部分其他职位的候选人不得不依靠几笔大额捐款。毫无疑问，大额捐款背后的捐资人对特定的政策目标有强烈的意愿，他们只会把钱捐给支持这些目标的候选人，而不会捐给愿意妥协、保持中立的候选人。一位朋友在结束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生涯之后心灰意冷地写信给我说：“在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当中，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听命于金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和个人生活中最大的败笔。用钱财收买政治家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情况愈演愈烈……对政治资金的争夺消耗了大量时间、金钱和政治热情……政治议程向金钱低头，政治话语越发不堪，政治家在自己的选区和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他们互相之间根本就不认识。”

我这位朋友提到的最后一点恰恰是政治妥协崩溃的第二种解释：随着国内航班的增加，华盛顿和美国各州之间的通行变得更为频繁，也更为迅速。从前，我们的国会议员平时在华盛顿上班，到了周末，他们依然留在华盛顿，因为区区一个周末的时间不足以让他们在华盛顿和家乡之间往返。他们的家人也住在华盛顿，他们的孩子在华盛顿上学。一到周末，这些国会议员往往会携各自的伴侣和孩子参与社交活动，在这样的相处之下，国会议员之间除了存在对手关系或同盟关系之外，还存在朋友关系。然而到如今，竞选活动的高昂成本给了国会议员很大压力，为了筹款，他们经常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国内航空旅行的便利也助长了这种趋势。许多国会议员的家人选择留在家乡，他们的孩子也在家乡上学。这样一来，议员们的孩子没有机会一起玩耍，议员们也没有机会认识彼此的家属，他们在彼此的眼中只是一名政治家。当下，在国会的535名成员中，大约有80人甚至未在华盛顿购置或租用公寓或房屋，工作日的时候他们就在办公室的床上过夜，到了周末便飞回自己的家乡。

我听到关于政治妥协溃败的第三种解释与一种被称作“格里蝾螈”（即不公正的选区划分）的行为有关系。这一行为具体是指，为了确保某个党派的成员在一个州当选议员的概率高于该党派在该州获得的选民支持率，重新划分该州选区的行为。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这并非新鲜事。事实上，这个概念的灵感便来源于马萨诸塞州昔日的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早在1812年，他所在州的州政府就对州内选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唯一的目的便是增加格里所在党派的成员当选议员的数量。这导致重新划分的选区呈现出怪异的地理形状，其中一个选区的形状特别像一条蝾螈，“格里蝾螈”一词便由此而来。

今时今日，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并根据普查结果对各州在众议院中的席位进行重新分配，之后每个州的立法机构可以对州内众议院选区的界线进行重新划分。越来越多的州立法机构开始重新划定选区界线，尤其是在被共和党控制的州，这些州的立法机构将尽可能多的民主党选民集中到尽可能少的选区里（通常是位于城市的选区），在这些选区，民主党占绝对优势。这样一来，该州余下的民主党选民便分散在尽可能多的其他选区里（通常是位于郊区的选区），在这些选区，共和党的优势通常都能得到保障。美国最高法院近日驳回了由共和党控制的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提出的选区重划方案，指出该方案中的选区界线毫无地理意义，显然这种“如外科手术般精准”的选区划分，目的就是牺牲民主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换取共和党议员数量的增加。

不公正的选区重新划分对政治妥协造成的影响是，各个选区的多数选民大概率会支持哪个党派和哪些政策，都是可以预知的。因此，如果候选人选取了同时讨好两党的做法，则他很可能会落败。所以，候选人知道，自己应该选取一种极端化的立场，只吸引那些预计在自己的选区能获胜的政党。不过，尽管看上去是选区的不公正划分导致了目前的政治极化现象，但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原因如下：不公正的选区划分无法解释参议院层面的极化现象（因为各州划分的是众议院选区，这跟参议员的选举没有关系，而如今的参议员正变得像众议员般不肯妥协）；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也无法解释未被重新划分的选区里出现的极化现象；况且，即使是在被重新划分的选区当中，有很多早在被重新划分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极化的迹象。

然而，上述三种关于美国政治极化趋势的解释——竞选成本的攀升带来的筹款压力、国内航空旅行的便利，还有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仅仅试图解释政治人物的极化趋势，可他们只是美国人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实际问题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美国人整体上正变得越来越极化，在政治上越来越不愿妥协。你只需看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分布图，将共和党和民主党拿下的州分别以红色和蓝色标识，便可以发现，我们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基本上是民主党的大本营，而内陆地区和乡村则是共和党的天下。各党派内部正日益走向同质化，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极端：共和党人愈加趋向保守，民主党人愈加趋向自由主义，而两党中温和派的身影逐渐消失。调查显示，不少支持其中一党的美国人对另外一党越来越不能容忍，将其视为美国福祉的真正威胁，不愿意成为对方党派支持者的亲属或伴侣，而且期望生活在一个人人都与自己持相同政治观点的社区里。如果你是一名美国读者，你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验证美国的极化现象：在你认识的人和你的朋友当中，有多少人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和你支持的是不同党派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说，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政治家日益不愿妥协。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的选民变得越来越不愿让步，在政治上越来越不肯妥协。政治家不过是顺从了选民的意愿。

关于美国社会的整体政治极化现象，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定制信息”。当我还是个青葱少年时，有线电视还没有出现；直到1948年，我所在的城市波士顿才开始有了第一套电视节目；自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们美国人主要从三大电视网、三份主要的新闻杂志周刊以及报纸中获得新闻信息。那时候，大部分美国人接收信息的来源是一致的，这些来源没有明显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也没有任何一方费力地去捏造事实。随着有线电视、新闻网站和社交服务网站脸书的兴起，还有面向大众市场的纸质新闻杂志和周刊的衰落，现在的美国人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来选择接收信息的来源。我的月度有线电视账单显示，我有477个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不仅可以根据我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在（政治立场偏右的）福克斯新闻频道和（政治立场偏左的）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做取舍，而且可以通过各种频道关注非洲、大西洋海岸联盟竞技、烹饪、犯罪、法国、曲棍球、珠宝、犹太人的生活、俄罗斯、网球、天气，以及众多其他具体的主题和观点。所以，我可以选择只关注自己目前感兴趣和认同的观点。这样的结果是：我把自己封锁在一个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政治壁龛中，我只承认自己认同的那一套“事实”，我继续为我一直支持的党派投票，我不了解对方党派的支持者为什么会做出跟我不同的选择，当然，我也不希望自己投票选出的代表和那些跟我政见不同的代表达成妥协。

大部分的美国人现在都使用社交媒体，例如脸书和推特。我有两位朋友，他们相互不认识，刚好一位是民主党人，另一位是共和党人，两人都曾向我谈及，他们的脸书账号已经成为他们主要的信息过滤器。我的这位民主党人朋友（他是一名年轻人）在脸书上发布新的消息，给自己的网络好友进行评论，他的那些好友也会在自己的主页上发布自己的看法，我这位朋友之所以会和那些人成为好友，部分原因正是他们的立场一致。当他的好友中有人发布了支持共和党的观点，他便会和那个人“解除好友关系”，也就是从自己的脸书好友名单中删除这个人。被他“解除好友关系”的人中包括他的阿姨和叔叔，因为他们支持共和党，我这位朋友在生活中也不再去拜访他们。他会一整天不断地用手机刷新自己的脸书主页，用这个软件来识别和浏览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网络新闻，但他不会去订阅任何的纸质新闻报纸，也不看电视。而我的那位共和党人朋友跟我说了差不多的话，只有一点不同：她在脸书上解除好友关系的熟人是支持民主党的人。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的这两位朋友分别只接触自己的定制信息。

其他层面的极化现象

不过，尽管我们已经将分析对象从美国政治家的极化立场扩展至美国全体选民的极化立场，在探讨美国今日的政治极化问题上，我们的思考范围还是过于狭隘。因为这种逻辑仅将极化现象局限在政治层面。事实上，极化现象涉及的范围不仅于此：在政治层面以外，美国的其他方面也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极化、偏狭和暴力趋势。40岁以上的美国读者不妨思考一下你亲身经历的变化，比如美国人的电梯礼仪问题（如今人们在等电梯时越来越不愿意遵守先下后上原则），交通礼让行为不断减少（驾驶者之间互不相让），登山步道和街道上的善意不断减少（相比40岁以上的美国人，40岁以下的美国人更不愿与陌生人打招呼）。除了这些以外，在不同圈子中，各式各样的“语言”暴力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电子通信平台上。

我从1955年开始进入美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也经历了类似的趋势变化。比起60年前，今日美国学术界中的辩论变得更加充满恶意。早在我刚刚开启学术生涯之时，我就经常会与一些学者意见相左，现在依然如此。然而，曾经的我会把那些在科研问题上与我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看作朋友，而不是敌人。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完一场生理学会议之后，我在英国度假，和一位友善、温和的美国生理学家一起游览了西多会修道院遗址，尽管我和他在那场学术会议上就有关上皮细胞的液体传输机制持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样的关系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了。相反，我如今不断受到来自和我意见相左的科学家的起诉或威胁，而且他们还会对我使用语言暴力。邀请我去讲课的主办方曾经不得不雇用保安人员，以免我受到那些极端反对者的攻击。在针对我的一本书所发表的书评中，一名学者以“闭嘴吧！”这样的字句作为结语。美国的学术界和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选民、我们的电梯乘客、我们的汽车驾驶人、我们的行人一样，都反映出了美国人的整体生活状况。

以上这些代表了同一个现象的不同方面，这个现象就是被广泛讨论的“社会资本”的衰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给“社会资本”下了定义：“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之间的关联——社会关系网络、互惠性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和被有些人称作‘公民美德’的概念密切相关。”社会资本是指人们通过积极参与并成为各种群体的成员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友谊、群体从属感、施助和受助的期待感，这些群体可以是读书会、保龄球俱乐部、桥牌社、教会组织、社区组织和家长教师协会，也可以是政治组织、职业协会、扶轮社、镇民大会、工会、退役军人协会等。参与这样的群体活动可以培养人们之间普遍的互惠特性，即为他人服务，和他人共事，信任他人，并相信他人以及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也会为自己提供帮助。可是，美国人越来越少参与这种面对面的群体活动，却越来越热衷于加入各种线上的群体，这种线上群体的成员之间从来不会碰面，看不见也听不见对方。

对于帕特南和其他许多人提出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问题，其中一个解释是，以牺牲直接沟通为代价而崛起的非面对面交流。电话于1890年出现，但直到1957年前后才在美国市场得到普及。收音机从1923年出现，到1937年达到市场饱和。电视机则是于1948年出现，到1955年就被普及。而最大的变革发生在近期，即互联网、移动电话和电子短信的兴起。我们使用收音机和电视机进行娱乐和获得信息，后来使用电话和更现代的电子媒介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只是多了一项通信的作用。可是，在书写被发明之前，所有的人类信息传达和通信都是面对面实现的，通过人与人之间交谈或者一起观看（或聆听）表演者（演讲者、音乐家和演员）来完成。尽管1900年以后出现的电影院没有提供面对面式的娱乐方式，但它至少让人们走出自己的房子，融入社会群体，而且相约看电影的通常是朋友，这正是人们一同欣赏现场演讲、音乐会、表演的延伸形式。

然而，现在我们的许多娱乐载体——智能手机、iPods（苹果公司的数字多媒体播放器），还有电子游戏，使人们更倾向于独处而非社交。这些往往是为个人定制的娱乐方式，就像上文提到的为个人定制的政治信息。电视仍然是美国最大众化的娱乐方式，它使美国人足不出户，甚至和自己的家庭成员之间也渐渐沦为名义上的关系。美国人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比与人交流的时间要多3~4倍，其中至少有13的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在看电视（通常看的是网络电视而不是坐在真正的电视机前面）。

这样做的后果是，比起不爱看电视的人，沉迷电视节目的人对他人的信任度更低，也较少加入自发式组织。在把这些行为归咎于看电视之前，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究竟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或者这两组现象之间会不会只是存在关联，但没有实际的因果关系？在加拿大实施的一组计划之外的自然实验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加拿大的一座山谷中，坐落着三个相似的小镇，唯一的不同点是，其中一个小镇恰好接收不到电视信号。在这个小镇终于接收到电视信号后，其俱乐部和其他集会的居民参与度纷纷下降，直到最终和其余两个一开始就能收到电视信号的小镇水平相当。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是看电视导致了人们群体活动参与度的下降，并不是人们因为不愿参加群体活动才选择看电视。

我曾去新几内亚岛上的一些边远地区进行野外考察，那里还没有出现新的通信技术，当地人们的交流仍是面对面进行且全神贯注的——美国人曾经也是这样。传统的新几内亚人将除睡觉以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与人交谈上。和美国人之间那种不常发生且经常被打断的对话相比，传统新几内亚人的对话从不会因为其中一方低头看手机而被打断，也不会出现其中一方因在回电子邮件或回短信而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我有一个朋友是一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他在新几内亚岛上的村落长大，直到读高中时才迁回美国，当他发现新几内亚岛上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在娱乐方式上存在差异时，感到十分震惊。他曾向我描述这一发现，在新几内亚，村里的孩子会到同伴家串门儿，而在美国，我的朋友发现：“孩子们各回各家，关上门，各看各的电视。”

美国人平均每4分钟看一次手机，每天至少会花6个小时盯着手机屏幕或电脑屏幕，而且每天有超过10小时（即除睡眠之外的大部分时间）在使用电子设备。这导致的结果是，大部分美国人不再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不再能直接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不再能直接听到对方的声音，不再能直观地了解对方。相反，我们主要通过屏幕上的电子信息来和他人交流，偶尔会通过手机听到对方的声音。当面对一个活生生的，离我们只有两英尺，能够看得见、听得着的人时，我们倾向于抑制自己的无礼举动。而当面对屏幕上的信息时，我们更容易做出无礼和轻蔑的回应。一旦我们习惯了远距离的口头暴力，那么对活生生的人施以暴力也就不再是难事了。

然而，以上这些对美国政治妥协的崩溃和社会不文明行为的增加给出的解释，遭到了明显的反对。非面对面的通信方式不仅在美国流行，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尤其是在富裕的国家。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对手机的依赖程度不亚于美国人。为什么在其他的富裕国家中，没有出现政治妥协崩溃和社会不文明行为增加的情况呢？

我能想到两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在20世纪，电子通信和许多其他的技术创新首先在美国崭露头角，这些技术创新和由此带来的影响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富裕国家。由此看来，美国只是第一个而绝非唯一一个面临政治妥协崩溃问题的国家，像电话和电视机一样，这种问题也会蔓延到其他地方。实际上，有英国朋友告诉我，比起我60年前住在那里的时候，英国现在出现的个人暴力行为要严重很多。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妥协崩溃现象。如果我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接下来其他富裕国家迟早也会出现美国目前面临的政治僵局。

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早在过去，美国就因为一些原因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来抵抗现代科技带来的去人格化力量，今天也依然如此。美国的国土面积比起除加拿大以外的其他富裕国家要大25倍以上，而美国的人口密度（即总人口除以国土面积）只有其他富裕国家的110，人口密度排在美国之后的只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冰岛。与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日本比起来，美国一向更强调个人主义。在富裕国家里，只有澳大利亚在个人主义的排名上超过美国。美国人经常搬家，平均每5年就会搬一次。鉴于美国国内各地之间的距离比起日本或任何西欧国家更远，这意味着美国人一旦搬家，他们和昔日好友之间往往相隔较远。与之相比，日本人或欧洲人很少搬家，而且即使搬了家，他们和昔日好友之间的距离也相对较近。因此，美国人的社会关系往往较为短暂，朋友的流动性很高，很少拥有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辈子的朋友。

然而，美国的面积和美国国内各地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不会改变。美国人不太可能摆脱对手机的依赖，也不太可能减少搬家的频率。上述的解释将美国政治妥协的崩溃归咎于社会资本较低背后的隐含因素，如果这种解释正确的话，那么比起其他的富裕国家，美国将继续面临更大的政治妥协崩溃的风险。这并不代表我们注定会走向不可逆转的、越来越糟的政治僵局。但这确实意味着，比起其他国家，美国的政治领导者和美国的选民需要更有意识地去努力扭转我们的政治僵局。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智利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的例子，由于政治妥协崩溃，一方势力以军事独裁的手段上台，其明确的目标是全然消灭对方的力量。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美国。当我还在智利的时候，也就是1967年，这种情况对我的智利朋友来说就是天方夜谭。然而在1973年，这样的事情确实在智利发生了。

美国人也许会提出反驳：“但美国可不是智利！”是的，美国与智利当然是不同的。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部分差异使美国不易像智利那样沦为暴力的军事政府独裁，但另一部分差异会使美国更容易陷入这种状况。一方面，使美国不易发生这种可怕情况的因素有：我们有更深厚的民主传统，我们有平等主义的历史理念，我们不像智利有世袭的地主寡头势力，而且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未出现由军队发起的独立政治行动。（在1973年之前，智利军方确实好几次短暂地干预过政治。）另一方面，美国较之智利，会助长可怕情况发生的因素包括：对私人枪支的管制较松，在现在和过去都存在更为泛滥的个人暴力行为，在历史上曾以暴力对抗部分群体（非裔美国人、印第安人还有部分移民群体）。我认为，如果美国会出现军事独裁，那么其发展路径定会有别于1973年的智利。美国不太可能会被军方独自接管。与之不同，我认为在美国有可能发生的是，执掌美国政府或州政府的党派将不断对选民登记加以操纵，往法院里塞满串通一气的法官，从而利用法庭来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然后诉诸“执法机关”，利用警察、国民警卫队、储备军或者军队去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这正是为何我认为政治极化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它比来自墨西哥的竞争要危险得多，但我们的政治领导者更沉迷于对付墨西哥。墨西哥不能摧毁美国，只有我们美国人具备摧毁自己的能力。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思考美国所面临的其他基础性问题，还有我们为防止这令人黯然的一幕出现而做出选择性变革时所面临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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