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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补短型增长与升级型增长（第2页）

全球化正面临着多年未有的困境。对全球化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来自发达国家原有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后，部分劳动者收入和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五大湖的“锈带”由此成为特朗普的票箱。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劳动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机器自动化对人工的替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们预期中受到冲击的不仅是蓝领劳动者，还有大量的白领劳动者。

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全球化和数字技术革命冲击距中国并不遥远。事实上，近年来部分成本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海外转移，机器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加快使用，无人车间、无人工厂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典型场景。这些因素对就业结构的影响逐渐增加。

在这种情境下，如何在增长与缩小收入差距之间寻找平衡，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而实现倍增目标，理解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尤为重要。

一种传统的、依然颇有影响力的思路着眼于收入再分配，把高收入乃至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转到低收入群体，即所谓的“劫富济贫”，以缩小收入差距。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一个社会抑制了最有创造性的那部分人的活力后，并不能改变低收入者的状况，还会滑向普遍贫穷。

另一种思路则立足于机会均等，致力于缩小不同群体之间在人力资本提升上的差距。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在剥去种种社会关系的外衣后，人们之间能力的差距，远没有现实世界中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那么大。如果能够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积极性、创造力都能发挥出来，公平和效率就可以相互促进而非相互冲突。

依照这种思路，下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需要通过宏观政策发掘增长潜能，通过结构性改革增强社会流动性，通过社会政策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

升级型增长

所谓升级型增长，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发达国家已经有但我们还没有的那些增长，这部分仍然具有追赶的属性；二是处在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前沿“无人区”的那些增长。这两部分内容相当于我们在2015年研究中提到过的追赶标杆型增长（A型增长）和前沿拓展型增长（F型增长）。

升级型增长体现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方向，有一些重要特点。

第一，知识和技术密集，附加价值较高。从产业角度讲，包括我们通常说的“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但并不意味着都是新的高端产业，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向产业链中高端的提升，也属于升级型增长范畴，而且在数量上可能占到多数。

第二，与之相联系，支撑这种增长的是中高级生产要素，包括熟练技能、高水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高端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复杂的金融工具等。

第三，地域集中度较高，并不像某些低水平产业那样遍地开花。高附加价值产业分布在大都市的核心地带，能够抵御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形成一定的进入门槛。

第四，在地域集中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专业化分工供给网络，以产业集群的形态呈现。高级生产要素并非各自为战，供应链网络使之产生协调效应，成为新创造出的、本地化且不可移动的竞争优势。

第五，与以往升级型增长不同的是，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普适性要素，与众多产业相互结合形成新的技术、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如有些产业被纳入平台经济的架构。数字技术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能。

这些特点决定了或许只有部分地区能够实现升级型增长，至少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只有少数地区能够抓住机会。但是哪些地区能够率先进入升级型增长行列，尤其是增长要聚集到某些具体城市时，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近些年深圳、杭州等互联网产业的异军突起，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部分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快速发展也是超预期的。

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由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增长空间的分布趋于集中，但机会之门对每个地区都是敞开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升级型增长的多样性、与分工类型改变有关。

升级型增长的典型形态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如近年来处在“风口”上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这些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融合运用的垂直领域，如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的汽车产业等。这些产业的崛起需要足够的中高级生产要素和供应链网络的支撑，只能成长于为数不多的地区。除此之外，构成现阶段经济主体的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建筑业等，也处在剧烈的转型升级过程之中。如果从数量上说，这部分产业在升级型增长中应有更大比重。

传统产业升级实质上也是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但表现形态因行业、地域、体制机制乃至文化等而异。有的沿着“微笑曲线”向两端延伸，有的致力于提升制造水平，有的则借助机器人等降低成本，如此等等。这些领域丰富多彩的程度也将超过预想，前提是市场力量真正发挥作用。随着历史需求峰值的到来、产能过剩的加剧，几乎所有的竞争性传统产业都经历了分化重组。有研究表明，在过去两三年内，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市场份额、盈利向少数头部企业集中。有的行业，以往有上百家企业，经过优胜劣汰后，可能只剩下二三十家甚至更少的企业。这也是众多中小微企业近年来经营困难、日子不好过的重要原因。

从发达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看，在与现阶段中国大体相同的增长阶段，那些在竞争中胜出、站到技术含量和生产率高端、具备长期稳定国内外竞争力的企业，大部分都处在所谓的传统行业，如德国的机械制造、化工，英国的食品、保险，意大利的服装、制鞋、建材，丹麦的乳制品、家具、农业机械，瑞士的食品、纺织机械等。我们经常讲中国要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实质上是使传统制造业实现升级型增长。

水平型分工增加也是传统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重要特点。中国传统产业正在经历由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的转变，也就是说，过去更多地依托于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以后的产业发展更多借助中高级生产要素的支撑。水平型分工大量发生在产业内，分工发生的原因主要不是要素技术含量的差距，而是通过人为努力成长起来的新高级要素，如供应链网络、营销渠道、专有技术、品牌乃至文化影响力等。比如，中国既可以生产苹果手机，也可以生产华为、小米等国产品牌的手机，在技术、品质等指标上属于同一档次或非常接近，在国内外各有大量的粉丝消费者。在汽车、家电等领域，这类水平型分工也日益增多。水平型分工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提供了更多中国企业和品牌胜出的机会。

升级型增长是一个大规模的行业洗牌过程。竞争中胜出企业的优势地位很可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其他企业要打破这种格局难度很大。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在所有行业或产品中均占有竞争优势，但由于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且工业门类齐全、开放度较高，很可能比其他经济体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产品，构成中国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竞争优势的基础。

中国的升级型增长有诸多优势资源和条件可加利用，其中的一些优势是其他经济体不具备的。首先是超大规模统一市场。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收入和消费水平处在上升期的国内市场，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样的市场条件，最重要的是能够产生巨大需求，而需求对产业成长至关重要。同时，超大规模统一市场有利于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有利于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优势，有利于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国内市场竞争过关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通常不会落伍。

其次，对内放开、对外开放形成的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加上市场化改革较有力度的部分国有经济，展现了内生的旺盛且可持续的增长活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体。以民营经济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是作为拾遗补阙“放”出来的，而当下已经成长为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五六七八九”作用的力量。在经济转型期，这种增长活力经常表现为更强的韧性，对来自国内外的市场、政策和自然界冲击的适应性大大提高，同时也拓展了升级型增长的可能空间。

产业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强、供应链较为完整等，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另一个优势。以往中国的成本优势，主要基于劳动力成本低，但近年来人们发现，在相当多领域，当劳动力成本上升后，低成本优势依然存在，奥妙就在于存在着由复杂而细致专业化分工协作形成的供应链网络。有的企业转走后又转回来了，原因就在于其他地方不具备这样的供应链网络。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分布着大量的产业集群，其竞争优势就在于这类供应链网络。升级型增长将会给这些产业集群带来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机会。

中国在数字技术时代的竞争位势发生了重要改变。依托超大规模统一市场、产业配套条件好等优势，中国已经涌现了一批处在全球前列的企业、技术和产品。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过去一些年主要表现在消费端，进入生产端后，将可能展现更为强劲的变革动能。如能保持并扩大在数字技术领域的有利位势，将会使升级型增长赢得先机。

还需要提出的是中国经济内部的巨大对冲功能。中国超大规模的内部统一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和供给要素、不平衡的消费和产业结构等，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试错空间。升级型增长实际上是一个试错过程，有的地区可能失败了，但另一些地区则可能成功。地区之间相互竞争，也在相互学习，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降低成功的代价。由于诸多原因，地区之间的发展格局会有很大不确定性，有的地区遇到困难甚至危机，有的地区则抓住机遇，快速崛起，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对冲效应。事实上，过去几年这类情景已多次出现。这种对冲功能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容错性，也使产业升级过程有可能实现稳中求进。

与两类增长相适应的重要改革

以上讨论的补短型增长和升级型增长构成了中国经济中速稳定增长期的两翼。这两种类型增长只是研究上的区分，实践中是融为一体的。这两类增长都有令人期待的前景，有相当多的支撑要素和有利条件，但并不意味着增长潜能必然能够得以释放。问题依然是，如何把这些好的要素和条件有效组合起来，实现要素生产率提高和高质量发展。这里需要解决的主要还是我们通常说的体制机制政策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如何推动中速稳定增长期的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一时期的改革也将有自身的特点。改革仍然要“替代”，弃旧图新，同时也要“升级”，与中高级生产要素的配置利用相适应。从问题导向出发，可以提出如下改革议题。

稳定预期导向的产权和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稳定预期有着较以往更重要的意义。过去一个时期，在对民营经济的看法上出现混乱，影响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下一步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首先要有长期稳定预期，对产权保护、企业治理结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定位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给民营经济吃长效定心丸。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能否考虑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们党长期执政、领导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依靠力量。

?把所有制分类与企业分类区别开来。按照国有、民营区分企业类型，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低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企业的股权结构趋于多元化和相互融合，要找到一家单一所有制的企业越来越难。应摒弃按所有制对企业分类的传统做法，而以企业规模、行业归属等分类，如大中小企业、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等。同时进行投资者分类，比如中央国有资本投资者、地方国有资本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所有企业都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上公平竞争。国家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无歧视地平等对待。

?按照“管资本”的思路明确国有经济的作用范围。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对国有经济由“管企业”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按照十九大指出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国有资本的使命和任务，是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发挥支撑性、引导性作用。为此，应聚焦于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等。对这些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对其他领域则少进入或不进入，如确有必要进入，也主要是财务性投资，设定退出期限。国家主管部门对国有资本投资领域要进行合规性审查。

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导向的要素市场改革。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速稳定增长期的龙头，大部分新增长动能会出现在这一范围。抓好这个龙头，就要把与此相关的要素市场改革置于优先位置。

?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加快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农村进城人员对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施舍”，而是他们的“城市权利”。重点要解决好农民进城人员的住房问题，不仅对他们安居和融入城市至关重要，也能带动大量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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