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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2 一切都是相连的（第2页）

“我只是问了一些问题，我需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才能预测这家公司未来的发展走势。他们有几家店，每家店的利润是多少，开销是多少，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样我才能做分析。”

“史蒂夫，他们不能告诉你这样的信息。”

“那我靠什么来进行预判？为什么这些信息不能给我？”

“因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了信息披露的范围，你问的都是内幕消息。如果他们告诉了你，他们就得告诉所有人。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我不懂，但大家又都懒得给我解释这条规则。

在朱姆客碰了钉子之后，我开始研究全国学生营销公司，这家公司的业务是向大学生出售各种各样的产品。他们销售的一种人寿保险产品，我见过的二十几岁的人都不会想买，他们还有针对大学生宿舍的冰箱租赁业务。我刚从大学毕业，知道学生如何使用家电——他们随心所欲，毫不爱惜。公司的记账方式是把冰箱的使用寿命定为六年。我认识的每个本科生两年内就能把冰箱用报废。去这家公司拜访时，我遇到的第一位高管竟然不知道隔壁办公室的人叫什么，他似乎是局外人，一副置身事外、漠不关心的样子。我不需要任何内幕消息，就能判断这家公司即将破产。我如实撰写并提交了分析意见，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帝杰证券正在为这个公司安排定向增发。

几年后，一如我的预测，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倒闭了。帝杰证券遭到起诉，原因在于明知公司经营状况不佳，依然承销定增项目。在庭审时，我不得不面对满屋律师对我的分析意见的质询。我被帝杰证券描述成为一个对业务一窍不通的白痴，以致我的分析意见未被采纳。而原告将我刻画为天才专家，极早就看到了帝杰证券其他高薪专业人士忽视的问题。结果，原告赢得了这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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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杰证券工作的时候，我搬了很多次家，租的都是没有电梯、经常有蟑螂出没的公寓房。有段时间，我住在第49街和第50街之间的第二大道中城窗帘公司的楼上。那个路段略有坡度，所以我整晚都能听到卡车换挡的声音。我大都回家做晚饭，用一个锅在电炉上煮番茄酱意大利面。我没有厨房，浴室在走廊的尽头。一天晚上，我约了一个姑娘。我去接她一起吃晚餐，她穿着一件貂皮大衣。她点餐的时候，我一直盯着菜单，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暗暗希望她没有意识到我只能付得起她一个人的开胃菜和甜点，剩的钱也只是刚好够打车送她回家。在与她告别后，我步行了50个街区才回到家，一路都在想自己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他在帝杰证券工作的同龄人都是纽约名流的子女，我一个都不熟悉。这一点也一直没有改变，因为我住在陋室空堂，在一家证券公司做着最底层的工作，根本没有与他们交往的机会。我深信，在帝杰工作的他们如果不是教养良好，一定已经让我打扫卫生了。但是有一点，在这里我至少可以偶尔瞥见纽约的繁华。我在帝杰的同事劳拉·伊士曼比我大几岁，出于同情心，她几次邀请我去她家的公寓吃晚餐，在她家地下室里打壁球，她住在第79街和中央公园之间。劳拉的妹妹琳达不久之后嫁给了保罗·麦卡特尼，而她的父亲李·伊士曼也成了保罗的律师。他们家是我去过的第一个公园大道公寓，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公寓。公寓的装饰由美国当时的顶级装饰师比利·鲍德温负责。公寓入口处有一个小图书馆，墙上贴着米色麻布，挂着威廉·德·库宁的画作。我跟劳拉聊起这些画，她告诉我，这个艺术家在她父亲在东汉普顿的海滨别墅附近生活和工作。德·库宁经常找她父亲进行一些法律咨询，没有报酬，算是以画代酬。德·库宁需要很多法律建议，所以伊士曼家现在有很多他的画作。而在我们阿宾顿的施瓦茨曼家里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家庭聚餐期间，劳拉的父亲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极富表现力，与人交往真诚热情，充满了正能量和洞察力。他的纽约生活正是渴望成功的我梦寐以求的。

越南战争打断了我的努力。此前，我选择直接报名参加陆军预备队，而不是等待征兵选拔的结果，因为选拔的结果几乎是百分之百派上战场。而预备队会进行6个月的现役培训，然后在地方部队再培训5年以上，每月16个小时。加入帝杰证券6个月后，我接到培训通知。比尔·唐纳德森人还不错，约请我进行了离职谈话。我很坦率地告诉他，我在帝杰证券的经历不尽如人意。我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没有人花心思培训我，我一直在东奔西跑，却又碌碌无为。与耶鲁不同，我还没有找到什么成事的途径。

“你到底为什么要聘用我？”我问道。我们坐在小小的员工餐厅，对着塑料托盘吃饭。“你浪费了钱，我也一无所成。”

“我有预感。”

“真的？什么样的预感？”

“有一天，你会成为我公司的负责人。”

我坐在那里，非常震惊：“什么？”

“是的，”他说，“我对这些事情有第六感。”

我离开了帝杰证券，去参加预备队，但比尔·唐纳德森所谓的预感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我觉得华尔街是不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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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路易斯安那州的波尔克堡成为即将参加越战美军的主要作战训练中心。营房里潮湿阴冷，在军事演习期间，我们不得不睡在地上，冻得要命。我们连的受训士兵均来自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小城镇，有些几乎不识字，大多数都是应征入伍，准备奔赴战场参加战斗。在经历了耶鲁求学和帝杰工作后，这里的人和环境对我来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训练我们的中士在越南战场是一个“沟渠鼠”。他的专长是在南越和北越的隧道里安置炸药，他所有的装备只有一个手电筒和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在战场上根本无法预判黑暗的转角处有没有敌人、前方有什么样的陷阱。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他现在是一名教官，因为头部有一块金属板，所以不能再参战了。他对战争充满了蔑视。

“打仗真是乱搞，”他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花时间抢夺一座山头，抢下了，5天后放弃了，又被敌人重新占领。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蠢的事。我们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也不会越南话。他们白天是朋友，晚上就想杀了我们。我们的军官大多是白痴。”他甚至告诉我们，如果为了避免无谓的死亡，必须得杀死一名军官，我们就应该考虑把他杀掉。

他是一个善良勇敢的人，生活却因政府最高层的决策而改变了。他的愤怒和沮丧给我们的经历蒙上阴影。我很快意识到，越战不仅仅是政治家、外交官和将军的战略游戏，也不仅仅是学生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玩具，它对成千上万美国人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后来的人生中，每当有机会影响具有全国甚至全球重要性的决策时，我都会慎之又慎，谨记自己的行为会对承担后果的个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已经没有了高中时期的体格，但还保留着奋发努力的作风。我喜欢早上五点全副武装地长跑，因为这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壮。我也喜欢学习如何使用武器，但我不喜欢部队一些不近人情的做法。一天早上，我们整装列队，在倾盆大雨中站了一个半小时，等着吃早饭。我们的中士忘记了我们站在外面，也没有一个人敢破坏队形去找他，结果谁也没能吃上早饭。即使在能吃上早饭的日子，食物也经常匮乏。我们这是在路易斯安那州，不是在越南，应该有足够的食物，为什么会没有呢？于是，我决定进行一番调查。

我们刚到达波尔克堡时，一位上校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发现任何问题，就要向他汇报。我决定听从他的提议，向他汇报我的疑虑。我走进上校的办公室，全身都是训练时的灰尘。他的书记员问我有什么事。我把自己的名字和士兵编号报给了他。“滚一边去。”书记员说。我拒绝离开。他叫来了一名中尉。我说我只想和上校谈谈。

“你以为自己是谁？”中尉说，“这里是军队。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滚回连里。”一个连长过来了，我们进行了同样的对话。我感觉自己的连长会随时破门而入，抓着我的脖子，把我扔到沼泽地。但因为我的坚持，我最终还是坐在了上校面前。他人很瘦，短发偏分，头发花白。

我描述了我们的饮食情况，告诉他我们早餐、午餐和晚餐都吃了什么，他看起来非常震惊。他掏出一张纸，上面详细记录了我们连的能力得分情况。我们连是整个旅中最差的一个。他告诉我回到连里后，今天的事一个字都不要说。两天后，我们连所有的军官都被撤职了。原来他们一直在偷卖我们的食物。上校把我叫过去，感谢我打破了军队的组织架构障碍，向他汇报了我的观点。这就是他向所有新受训人员发表讲话的初衷，但没有人敢找他。

储备军的经历加深了我对等级制度的怀疑，也坚定了我在发现问题时挑战权威的信心。大家在波尔克堡不同的命运也让我意识到运气的重要性。无论你多么成功、聪明或勇敢，都有可能身陷困境。人们常常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现实，但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现实。见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理解他人的处境。

我从军队中学到的另一条人生经验是，我们的服役人员所做出的承诺和牺牲必须毫无例外地得到尊重。多年后，这种信念促使我在2016年参与了海军海豹突击队基金会工作。当时我带领黑石集团筹集资金，用以帮助和抚慰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丧生的海豹突击队队员的家属。我把拜访每个商业团体当成个人使命，我想确保他们能够充分理解回馈那些保障了我们日常自由的人是多么重要。最后，黑石集团的每一位美国员工都参与了捐款，海军海豹突击队基金会筹集了创纪录的93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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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7月离开路易斯安那州，8月底，我坐在了波士顿的一间教室里。在离开耶鲁之前，我提交了研究生申请。我的首选是法学院，最好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或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但唯一接受我这一申请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学院，而我还没有准备好回到费城。我几乎是事后才想起要申请哈佛商学院。当时，商学院还不是优秀学生的首选。人们认为商学院培养的是大公司中层管理人员，而不是企业家或知识分子。1970年，获得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意味着将就职于军事工业巨头陶氏化学（凝固汽油弹的制造商）或孟山都公司（橙剂的制造商），这两家公司生产的化学制品都曾被用于杀害或伤害越南人民。但是当哈佛商学院给了我入学通知时，我还是决定接受。我想，也许这就是埃夫里尔·哈里曼推荐的财富之路。

我初到哈佛跟刚去耶鲁的感觉是一样的：内心孤独，无人交往，而且感觉到处都是出色的人物。我去哈佛的同年，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都去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就读。未来的国家领袖在模拟法庭上进行着高智商的辩论，而不是在研究生产小部件的公司。

我的第一堂课是管理经济学。课程核心是绘制决策树，这个逻辑链可以把概率应用于不同的行动方案，并根据自己的预测结果计算出最佳结果。与步兵训练的见闻和经历相比，决策树的概念显得无比抽象。我们的第一个案例研究对象是一家寻找沉没宝藏的公司。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分析埋在海底大帆船中的黄金的预期价值，判断淘金的成本支出。我们的教授杰伊·莱特只比我们大一点，是第一年教书。刚开始上课时，我举起手来，杰伊示意我：

“施瓦茨曼先生，你想做开头陈述吗？”

“实际上，”我说，“我有一个问题。”

“好的，什么问题？”

“我读了这个案例，”我说，“但感觉这是无稽之谈。如果以后所有的课都是这种内容，那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基本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杰伊盯着我：“告诉我，施瓦茨曼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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