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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塔林 科技之城（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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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塔林：科技之城

在交通运输和农业领域，目前机器实际上已经消除了对人力的需求。人类不再是举重者和搬运工，而主要成为启动者和止动者、安排者、装配员、修理工。

——瓦西里·列昂惕夫，《机器与人》（MachinesandMan），1952年

波罗的海科技

罐子里有一粒种子的疯狂老头

如果你冒险参加电视才艺比赛，可能会发生令人尴尬的事情。每一场演出都有一个“小丑”，譬如五音不全的歌手，没有节奏感的舞者。2010年，当34岁的马蒂亚斯·莱普在爱沙尼亚热门电视节目《猎脑》（Ajujaht）的预选赛上遇到其他竞争者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注定要扮演“小丑”这个角色了。他回忆道：“其他人都更年轻，才20岁左右，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参赛者——我在这里是一个疯狂的老头，而我拥有的只是小罐子里的一粒种子。”这是一个容易令人焦虑的梦想，但莱普坚持了下来，并在几个月后获得了《猎脑》节目的冠军。

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办公室里，莱普坐在一张简约时尚的办公桌后面，他看起来并不像那种典型的才艺参赛者，宽松的灰色衬衫和他凌乱的头发很般配。他的行为也不像那种参赛者，他更喜欢读柏拉图和塞涅卡的著作，喜欢植物学，他说最喜欢的旅行是独自在西伯利亚的荒野中散步，他就有时间来理清思绪。他的获胜取决于他的伟大构想——一种植物种植的新方法，这也取决于爱沙尼亚本身就是一个喜爱创新者的国家，而《猎脑》就是众多发明类的竞赛节目之一。获胜的莱普拿到了3万欧元的奖金，当地主流媒体也对此争相进行了报道。七年后，他的智能盆栽公司ClickandGrow已有35名员工，最近又募集了900万美元的融资，其中包括颇具影响力的硅谷投资基金创业孵化器YCombinator的投资。

莱普向我展示了他的发明，这看起来像是为巨人设计的一大包对乙酰氨基酚——一面是扁平的锡纸，另一面是一连串巨大的塑料泡泡。这不是那种可以拿着的药丸，每个胶囊里面都有一团土壤，形状就像当你将花盆倒空时露出来的根球。之后用户将这种“智能盆栽”放入新系统的第二部分——一个光滑的机器上，罗勒属植物将在这里生长。一旦插上了电源，智能盆栽的培养箱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植物的生活并不舒适，机器会在植物生长时施加压力，在关键时刻控制植物所需的水和光，以刺激它产生所需化学物质。

莱普说，这种现代的种植方式可以生产出更好的植物，他从电脑上找出了一张图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分析手段采用的是色谱法，一种可以分离和跟踪植物中化学物质水平的技术。就罗勒属植物而言，重要的化合物是迷迭香酸，这是一种具有潜在健康功效的抗氧化剂。从商店购买的罗勒属植物的迷迭香酸含量在图上显示出来的是一个小驼峰。而在智能盆栽中生长的罗勒属植物的迷迭香酸含量在图中则显示出一个巨大的尖峰，可以看出迷迭香酸的含量大增。莱普将他的发明称为“智能花园”，就口味和健康而言，用这种爱沙尼亚机器种植出来的罗勒属植物比从商店买来的或在外面的草本园里种植的都要好。

令人战栗的技术

正如莱普以及我在日本遇到的护理机器人的发明者一样，这类技术爱好者普遍认为，他们的发明将解决未来经济所带来的挑战。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技术的进步也引发了恐惧和不确定性，人们除了有选举、隐私和道德这些政治担忧之外，还有两个深层次的经济担忧。第一个担忧是大规模的失业，即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比如软件或机器）将使人工变得多余。随着自动化的出现，对可能失业的估算有所不同，但是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美国25%的工人和英国30%的工人皆会面临被机器取代的风险。机器人要来了，它们会抢走我们的工作。

第二个担忧是技术进步将会产生一种新的不平等，有些人将其称为“数字鸿沟”。这种担忧的核心在于科技带来的好处将有利于某些群体，比如年轻人、城市居民、受过教育的人群和富人，但却牺牲了另一些人的利益。

对技术影响的关注使塔林成为一个有趣的测试案例，正如秋田让我们看到了即将经历的老龄化经济，塔林让我们看到了技术的前沿，在这里许多技术已经被采用了，而且这些技术将会流行起来。塔林是Skype（即时通信软件）的总部所在地，政府出于某种理由将其作为“创业天堂”（按人均计算，塔林新成立企业的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让爱沙尼亚以硅谷无法比拟的方式脱颖而出的是，技术在政府中的作用。塔林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数字化的所在地，这里提供的在线政府服务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见图8.1），塔林也是第一个建立完全数字公民身份的地区。

就爱沙尼亚本身而言，在整个经济和国家层面对技术的追求将使其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潮流引领者。但这里有一条断层线，让它变得加倍有趣。除了被技术专家公认为是全球热点之外，爱沙尼亚还是世界上分裂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这一点却鲜为人知。1944—1991年，被苏联占领期间，这个国家保留了自己的语言、种族和文化。相对于其人口规模而言，爱沙尼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籍群体所在地之一。这个小而分裂的国家是如何实现如此巨大的技术飞跃的呢？未来的它真的会是其最聪明的居民们正在寻找的乌托邦吗？

图8.12018年欧盟国家使用在线政府服务的用户比例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

计算机和梦想

随处可见的种植园

莱普的目标不仅仅是比竞争对手提供更美味、更好吃的食物，他还希望能降低种植成本。最初的智能盆栽是专为家庭设计的，可以放在窗户或书架上。每个单位的售价为60美元，一年的胶囊供应（可以种植18株植物）成本是相同的。在下一阶段，他要提供大型工厂规模的单位——“智能农场”。从新系统的蓝图可以看出，植物将会生长在一系列架子上，这些架子将在一排排灯光下缓慢移动，就像一个多层传送带。预先装满种子的新土壤胶囊会被送入机器的一端，当传送至另一端时，架子上已经满是成熟的植物了，随时可以采摘。

莱普说，这个想法最初是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启发的，但是它们的土壤系统是用来在太空种植植物的，还需要改进，因此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对这一工艺流程进行修改和完善。他的系统是可调节的，当植物通过系统时会接受适合每种植物的压力。这就意味着用户可以同时大范围地种植可食用的植物，从绿色蔬菜和小番茄，到辣椒和草莓。这版智能盆栽不是为外太空使用而设计的，但它的内置灯光使住在北欧高层公寓里的人可以种植地中海的植物，比如含羞草、薄荷和牛至。

爱沙尼亚的技术专家们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莱普也不例外。他说他是受到了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不良饮食习惯的启发，比如食物浪费和食物匮乏。他对那些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售“神风种子”（kamikazeseeds）的大型农业公司持批评态度（这些公司培育的种子只能长一株植物，没有种子可供进一步种植，这样客户就必须从供应商那里购买更多的种子）。他还对植物品种的减少感到痛惜，他说：“在爱沙尼亚，我们过去知道并食用的野生植物有150种，但现在只剩下30种左右，而我们知道如何食用的只有15种。”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系统重新引入消失的物种，他说这意味着在任何气候条件下，任何人都可以种植自己的健康食品。他的长期目标是制造出更大的机器，有效降低系统的成本，最终制造出完全高效和完全自动化的机器，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获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回首往事

爱沙尼亚是一个小国，有130万人口，接近毛里求斯或塞浦路斯等小岛国的人口数量，人口总数排在世界第155位。然而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爱沙尼亚在数字技术和创新方面却成为重量级的国家。爱沙尼亚的税收系统接近无纸化，94%的申报都是在网上完成的。爱沙尼亚人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进行投票。政治是无纸化的，自2000年以来，所有的内阁文件都是电子化的（英国议会每年用掉1000吨纸）。法律文件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数字化签名。在爱沙尼亚，唯一不能在网上做的事情就是结婚、离婚和买房。在塔林，我见到了林纳尔·维克，他是一位政府顾问，也是爱沙尼亚数字国家的早期缔造者之一。他说要理解这个国家对技术的大胆采用，首先需要认识到驱动它产生的心理，以及它诞生的必要性这一事实。

爱沙尼亚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940年被苏联吞并，随后被纳粹德国占领，1944年又被苏联占领。就其土地面积而言，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仅占苏联的1500，但这个小国很快就成为苏联经济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一转变并非一帆风顺，农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私人农场转变为集体所有。土地被国家征用，任何成功经营农场的农民都被贴上了富农的标签，这代表着吝啬或自私。1949年3月，在短短的4天内有超过2万名的爱沙尼亚富农被捕，并由专用列车驱逐到5000多公里外的哈巴罗夫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西伯利亚城市。

爱沙尼亚的工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工厂都建在了东北海岸。昆达是一家大型水泥厂和纸浆厂的所在地；科赫特拉-耶尔韦拥有丰富的油页岩矿，也是重要的能源地；锡拉迈埃曾经是一个宁静的度假胜地，俄罗斯的文化精英，包括柴可夫斯基都曾来这里度假，现已重新用作铀浓缩中心，工作性质如此保密，以至于地图上已经删除了这个地方。

苏联的经济模式对于爱沙尼亚来说是灾难性的。农业集体化通过将小农舍合并为大庄园来减少农场的数量，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与之相反的是，这却导致农业产量下降了一半。由此引发的粮食短缺从一开始就破坏了爱沙尼亚的共产主义模式。在此期间，人们只能通过（非法的）私人经营的农场生存，这种非正规的农业产出与官方的国家制度同时运行。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开始瓦解，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东北部的工厂和军事城市开始被废弃了。

爱沙尼亚人在评估自己的命运时，往往会把目光转向狭窄的波罗的海通道对岸的芬兰。苏联统治时期，这种对比是令人痛苦的，1939年，两国的生活水平相当，但到了1987年，芬兰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4万美元，而爱沙尼亚仅为2000美元。爱莎尼亚在1991年独立时，面临的是效率低下的农场和倒闭的工厂，商店几乎空无一人，物价却在飙升，绝望的购物者抬高了基本商品的价格，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000%。锡拉迈埃，这片曾深受圣彼得堡诗人、画家和作曲家喜爱的海滩，已经被秘密铀计划的核废料毒化了。

盲目的押注

事实证明，这个国家是勇敢与大胆的。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想要忘记过去，拥抱激进的新思想变得更为容易。许多四五十岁的爱沙尼亚人将1991年称为“彻底的决裂”，这是因为人们希望摆脱关于旧政权的任何记忆。在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政治阶层是由莫斯科挑选的，都是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联的党内人士，为了发展，你必须和他们一起工作。塔林的一位投资者回忆说：“这意味着不信任，不仅是对当权者的不信任，也是对旧政权下取得成功的人们的不信任。”

勇气还来自这一事实，即这个国家已经由年轻人掌权。爱沙尼亚的前总理马尔特·拉尔在他32岁时开始掌舵。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在20多岁时一直在演讲和写书。林纳尔·维克回忆起当时参与起草爱沙尼亚宪法的专家小组时说：“刚开始时，这里的政治就像一个动物园，各种各样的人参与其中，有作曲家、艺术家、作家、工程师、化学家、核物理学家和诗人，很少有人研究过政治。”这听起来非常有趣。

尽管处于危机之中，但人们对该国的期望仍然很高。爱沙尼亚的首席信息官西姆·西库特在解释这一挑战时说：“爱沙尼亚人民期待一个很快就能完全成熟的国家。”在波罗的海，人民对国家有很多要求。在这一地区，国防曾经（现在依然）很重要，而且非常昂贵。选民将目光投向北欧国家，要求建立起健全的福利制度、高质量的公共教育和良好的医疗保障体系。但与此同时，苏联的多年统治让爱沙尼亚人对一个过于庞大的国家保持一种警惕，这导致瑞典式的税收无法获得公众的支持。而爱沙尼亚周边的国家都在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后的15个国家都在1992年陷入经济衰退。到2000年，爱沙尼亚周边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GDP平均下降了30%，而乌克兰则下降了一半。

执掌爱沙尼亚的年轻团队需要快速想办法。他们的一些政策采纳了合理且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建议，新税制是世界上最简单的税收制度之一，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来监督国家的支出。较为引人注目的一项举措是，在全国范围内，在经济体的各个领域全面引入技术。维克回忆起早期政府的经济战略时说：“我们实际上是对技术进行盲目的押注。”到20世纪90年代末，爱沙尼亚将97%的学校都接入了互联网，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教授编程，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投资。爱沙尼亚是苏联解体后的15个国家中唯一在第一个十年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GDP增长了14%。自此以后，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开始崛起。GDP从1987年的2000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2.2万美元，爱沙尼亚人开始赶上了竞争对手芬兰。

在回顾爱沙尼亚对技术的选择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时，该项目的早期设计师之一维克的话听起来非常谨慎：“技术只是一个加速器，如果你把它应用到以前的做事方式上，它只会放大低效率。”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力量，经济的数字化既微妙又复杂。他继续说：“技术不好也不坏，但也绝对不是中立的。”

“驯服”老大哥

当要求爱沙尼亚人给你看他们的身份证时，他们往往会微笑着拿出来。这种浅蓝色的塑料卡片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它与英国或美国的驾照类似，但像借记卡一样带有嵌入式的芯片。这个身份证拥有非常巨大的能量，它提供了所有在线的政府服务，为爱沙尼亚人节省了很多时间，这也是他们常常微笑的原因。对老年人来说，这可以和苏联时期的情况进行对比。一位塔林的居民说：“我记得那时候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你站了好几个小时，却发现政府官员们已经出去吃了很长时间的午餐，要行贿才能快点儿。”爱沙尼亚的年轻人说，当他们到国外旅行时才发现爱沙尼亚的好处，在其他国家卖车、开设银行账户或签订租赁协议都是让人痛苦的，速度很慢，而且都是纸质化的。相比之下，在家里使用笔记本电脑和身份证做这些事情则简单得多，也快得多。

塔林的发明家雷特·兰德说：“爱沙尼亚人缺乏耐心，很容易感到无聊。”雷特·兰德凭借一种新型的医疗设备赢得了2017年的《猎脑》节目的冠军，他指出身份证很好地契合了国民心理。这一系统的创建规则是允许政府索要公民的一些数据，例如，他们的出生日期、血型、地址或驾驶号码，但只能获取一次。如果一个爱沙尼亚人曾经在某个政府网站上输入这一资料，那么政府就绝不能再次索取这些信息，而必须从已有的记录中找回这些数据。这与美国和英国在国家数字化方面的尝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两个国家，原来在政府办公室排起的长队被冗长的在线表格取代。在爱沙尼亚，根据当地的法律规定，政府的电脑会帮你出具表格。当科技以这种方式为人们节省时间时，它们往往会被欣然接受。

在爱沙尼亚，如何基于个人数据在技术上建立信任是近年来许多争议的核心。这一系统具有广泛性，因为与政府的每一次互动都是通过身份证实现的，但这似乎带有奥威尔式的风险。如果该系统失败了或者被滥用了怎么办？爱沙尼亚人对此并不太担心，97%的爱沙尼亚人都有身份证，大多数人都理解并能够了解该系统的保障措施。第一个抵御攻击的缓冲是没有中央数据存储库，因为系统是“分散的”。这意味着每个当局只保存它自己搜集到的数据，而没有一个中央枢纽能够将所有的数据集合起来。当某个机构需要你的数据时，必须向首先搜集该信息的政府部门索取。所需的数据当时就会通过一个名为X-Road的数据交换系统传送，然后会被删除。这意味着，如果交通部门想要给你开超速罚单，则必须要求邮政登记处通过X-Road提供你的地址，然后销毁这些数据。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也就是说没有黑客可以袭击的中心区。

第二个安全保障是任何使用该系统的人都会留下痕迹，每次搜索、使用或交换个人数据时，都会在个人数据日志中被记录下来，还可以在线核查。任何公民都可以查阅到所有关于他们的查询记录，包括谁询问了这些信息等。最后，每个储存爱沙尼亚人数据的机构都被要求与公民的身份证号相关联，在公民的个人数据日志中这些机构都将被显示出来。正如一位年轻的塔林居民告诉我的：“这是我控制政府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完全知道政府对我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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