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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数学家朝臣及世界之主（第2页）

梅瑟斯作品中金钱与信仰交织的情景，将会激发一连串作品的诞生，自1519年起，马里努斯·范·雷莫斯维勒共创作了8幅主题相同的作品，但很重要的差异是，商人妻子手中的祈祷书已经被会计账簿取代。作品的这个变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绘有圣母和圣婴（theVirginandChild）形象的那本书已经被银行家和他爱人弄丢了。他们手里只剩下一本涉及金钱数字的书。少了这本宗教典籍，这些作品描绘的，完全是市侩钻营的情景，展示的也仅仅是世俗的诱惑，而不再有宗教的意味。对于如同范·雷莫斯维勒所说的没有灵魂的职业来说，这些绘画作品无疑发出严正的警告。

作为一名就读于比利时卢汶大学（UniversityofLeuven）的天主教徒，范·雷莫斯维勒并未就此止步。他公然模仿了梅瑟斯的另外一幅作品，这幅作品已经遗失，原作描绘的是两位海关收税员，他对此进行了改变，塑造出历史上首个广受欢迎的反对会计核算的形象。他的《两名收税员》不仅公然反对放债者无休止的贪欲，还抨击了政府收税员、税收行为以及会计核算的方法等。不同寻常的是，作品还展示了会计核算的各种工具，比如账簿、收据、汇兑传票，还有乱七八糟的堆满房间的文件柜。会计师尽心尽责，把通俗易懂的会计分录归纳整理起来，放在被妥善保管的会计账簿中。作品中的第二个人物看起来是一位正在口头下单的客户，他面容扭曲，表情痛苦。会计账簿位于画幅的中央，第二个人物用手指着账簿，一副强颜欢笑却又内心痛苦的样子，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笔交易并不公平。不管描绘的是商业经营行为还是政府征税的举动，这幅作品都把财务管理和账簿记录与不道德、投机取巧和违背基督教义的行为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挑剔看待商业经营行为的观点，让帕乔利的手册更加难以传播。

从道德角度来看，社会所面临的两难在于国王需要银行家和商人为其筹集资金，来供养其军队和满足炮舰、亭台楼阁以及法院场所等的建造开支。令人不齿的会计核算行为，越来越成为政府必须借助的管理手段。国王需要会计，但是他们经常没有相应的知识或有经验的人才，而这对商业共和国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会计文化的缺乏，会影响许多城邦的财务管理能力，甚至会制约西班牙帝国的版图扩张。

到了16世纪30年代末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全世界的绅士中，自己当仁不让地排在首位。作为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他打败了法国人，在教会中大权在握，并借助那不勒斯王国统治着意大利，从米兰、乌尔比诺到西西里岛，都臣服在他的统治之下。他取得了对新大陆（NewWorld）的控制权，并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扩展到南美洲。传说中秘鲁［Peruvian，如今的玻利维亚（Bolivian）］波托西（Potosí）银矿的无尽财富，尽在卡斯提尔王国的手中。查理的祖父母费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也早已经把那些最为遥远而又令人着迷的珠宝纳入怀中。格拉纳达（Granada）的哈里发（caliphate）于1492年表示臣服，随之而来的是安达卢斯（Al-ándalus）的无尽财富，也就是今天的安达鲁西亚（Andalusia），在与旁边的西班牙人共处了700年之后，他们终于陷入了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查理已经把最贵重的金银珠宝揽入怀中，这比阿罕布拉（Alhambra）的财富或者秘鲁的银矿更为宝贵。他的权势遍布热带地区和地中海领域。查理出生在根特地区（Ghent），以夏洛莱（Charolais）地区的比利时和荷兰等古老版图为基础，他接过了勃艮第地区的统治权。随着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荷兰等地成为实际上最为富有的地区。不到100万荷兰市民，上缴的税费占了西班牙帝国的40%，而后者的子民多达数千万。

查理不仅需要杰出的朝臣，还需要优秀的会计人员，尽管他知道这一点，但他不知道如何将这种需求转化成有效的政策法令。帝国存在的问题在于，尽管拥有不可想象的巨额财富，但井井有条的会计账簿记录经常显示，为了维持遍及全球的领土、港口和殖民地的运转，帝国的支出远大于收入。这是查理所面临的问题，也是这个他一手建立的帝国王朝将持续面临的问题。就在查理暴富之前，他已经债台高筑了。西班牙的贵族征服并管理着如此宽广的疆域，必须有财务经理人员，才能有效管理帝国巨额的收入，并应对那些惊人的支出。帝国皇帝不得不四处压缩开支，而作为一名优秀的勃艮第人，他依靠帝国庞大的法制机器，规定所有交易都必须进行清楚的核算，每个人都要向帝国皇帝缴纳销售税（5%~14%）。

银行家在西班牙属于稀缺人才，因此，查理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来自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国的银行家手中，并着手开始重建西班牙的财务管理体制。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样一个商业帝国中，银行的经营范围遍及意大利和荷兰，银行由来自日内瓦和奥格斯堡的人掌管。庞大的舰队把黄金、白银、香料、稀有木材、植物，以及垄断奴隶贸易、糖和烟草公司经营所带来的利润等，源源不断地运到塞维利亚（Seville），各类会计账簿随处可见。但老派的骑士根本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账簿信息。

在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商人联合会的部分领域，人们也有会计核算和审计的概念，其中，塞维利亚尤为突出。1503年由信奉天主教的君主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所设立的贸易议院，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存储场所，也是西班牙政府与美洲之间的贸易中心。议院由塞维利亚商人负责管理，他们的贸易遍及全球，并与意大利人存在广泛的合作，有时也很擅长利用复式记账法。基本账户，也就是装货和卸货账（chargeanddischargebooks）都是按照复式记账法编制的。议院章程规定，议院应当设置仓库，以供印度群岛的货物进出，因此，这个仓库就成为常设场所。国王指定了3位主管：一位代理商，一位财务主管，还有一位会计。基本账户要受到严格的管控，对于财务主管的收入和支出，会计要一一加以记录。如同在热那亚一样，这里也制定了防范舞弊的制度：所有操作都要在一本集中总账上进行记录，每笔记录都需要3位主管同时签字。

16世纪这个庞大帝国和殖民国家的复杂运转，至少理论上从财务角度看是有效的。举例来说，在新大陆去世的人，其遗物通过保险柜都被运回了贸易议院。每个保险柜中的物品（通常是贵重金属和珠宝饰品）都被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如果死者的继承人不再索取这些物品，则会被记为收入项目，而这确实也是国王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些归属存在不确定性的财富来说，复式记账法可以发挥作用，既可以把它们直接交给其继承人作为支出项目，也可以作为政府的收入，用于支付工资和皇家费用。

查理希望针对贸易议院制定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将其真正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但他所面临的困难并不容易克服。1523年，查理五世将各地行政管理权和税收征管权纳入了统一的账户，实现了皇家庄园（RealHacienda）的集权管理。1552年，在颁布的国事诏书（PragmaticSanction）中，帝国皇帝要求，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所有账册都要按照复式记账法进行编制，最低要求是，记载收入和支出的账簿要按照复式记账法编制。1553年，帝国皇帝创设了西班牙国王总代理人这一职位，由精通复式记账法的人担任，他负责为整个帝国记录基本账户信息。

这些举措并没有让查理变成一名财务管理员，也并不意味着他拥有了技能娴熟的管理者来执行其政策规定。尽管查理很希望自己可以按照完善的会计管理要求来治国理政，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把这些改革措施推行下去。这也成为欧洲君主制国家的常态，对查理及其财政大臣来说，面对规模庞大的帝国债务负担，他们只是在当前收入的基础上玩一些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由于脑子里满是贵族式的伦理守则，他对账册资料毫无兴趣。1556年，当他退位时，帝国面临的是3600万达克特（ducat）的债务，每年的财政赤字高达100万，财政总收入的68%都用来向外国银行偿债。

当查理的儿子菲利普即位时，菲利普已经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了（他的叔叔费迪南德继承了这一职位）。他成为西班牙、葡萄牙的国王，以及西班牙帝国的统治者。菲利普二世是历史上第一位奢靡铺张、亲力亲为的贵族帝王，但不变的是，他也拒绝会计核算。他所面临的信息体系十分广泛而又极度复杂，信息体系的运作相当高效，即使是威尼斯大使都可以通过西班牙的皇家邮件传输系统，把自己的报告送回威尼斯。这位国王统治的疆域辽阔，但他并不喜欢旅行，而是沉浸在自己的虚拟世界中，在宏伟的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宫殿中很少出去，他在宫殿中堆满了各类公文和报告（人们称他为文书之王）。埃斯科里亚尔是权力的中心，国王在工作台上辛勤工作，对于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每一份报告，他都试图一一阅读并做出回复。每年流经他工作台的文件数量要超过100000件，这远远超出了他可以处理的范围。他的档案室规模庞大，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西曼卡斯（Simancas）城堡内的库房，以及贸易议院里规模迅速增长的帝国贸易和工商业档案馆。但是，发展到最后，菲利普的信息系统已经变得臃肿不堪，一如其试图掌控的帝国。他统治的疆域是如此的辽阔，以至于有时候需要7年的时间，他才能对像菲律宾等帝国偏远地区的信息做出回复。对西班牙帝国治理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要负责管理那么多小的事务，各种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菲利普成功地对这套管理制度实施整体控制，但是有太多的问题和项目是游离在他的视野之外的，而会计核算问题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2]GeoffireyParker，TheGrandStrategyofPhilipII（New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1998），21，50;JoséLuisRodríguezdeDiegoandFranciscoJavierAlvarezPinedo，LosArchivosdeSimancas（Madrid:LunwergEditores，1993）;JoséLuisRodríguezdeDiego，ed.，InstrucciónparaelgobiernodelarchivodeSimancas（a?o1588）（Madrid:DirecciónGeneraldeBellasArtesyArchivos，1989）;JoséLuisRodríguezdeDiego，“LaformacióndelArchivodeSimancasenelsigloxvi.Funciónyordeninterno，”inEllibroantiguoespa?olIV，ed.LópezVidrieroandCátedra（Salamanca:EdicionesUniversidaddeSalamanca，1998），519–557;DavidC.Goodman，PowerandPenury:Government，TechnologyandScienceinPhilipIIsSpai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chap.4.

有人可能认为，一位整天埋头于数据和管理的国王可能会对会计核算很感兴趣。事实上，帕乔利的基督教式的会计核算可能对菲利普有一定的吸引力。跟查理五世一样，菲利普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资金问题而发愁。他一身黑衣，如同一位严肃的商人，按他自己的话说，就跟修士一样。他认真研究圣托马斯（SaintThomas）的言行，以此来了解所谓的“公平价格”这一概念，却对利润兴趣寥寥。尽管一直保留着僧侣帝王的身份，但他在许多事情上比他父亲更加亲力亲为。但是，菲利普也承认自己“对财务事宜一无所知”，对会计核算也是一头雾水：“我不会辨别会计账簿或财务报告的好坏。对于我当前没有见识过，这辈子也不曾接触的东西，我根本不会费心去尝试。”对于财务问题，菲利普的态度既沮丧又鄙视。即使考虑到热衷参与微观事务管理的嗜好，他也没有表现出试图了解帝国账册的意愿。就管理帝国账册而言，他把这一项绝对核心的工作交由其他人掌管。

菲利普要向神圣同盟支付费用，同盟组建起一支地中海舰队，在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BattleofLepanto）中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对这位天主教君王来讲，这当然是无上的荣耀，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重。战争结束之后，1571—1573年，维持这支舰队的费用就高达700万埃斯库多（escudo）。与此同时，西班牙还在镇压荷兰人的叛乱。帝国过半的税收收入面临威胁，而且即使是军队针对平民发动的残酷战争，也让帝国在1572—1575年面临着1100万达克特的费用开支。填补窟窿的，是帝国从美洲土著和卡斯提尔人（Castilian）那里收取的500万~600万达克特，在这种情况下，菲利普的皇位显然岌岌可危。破产威胁的阴影若隐若现，菲利普必须采取行动了。

1573年，菲利普任命胡安·德奥万多（JuandeOvando，1515—1575）负责监督新的财政委员会并实施改革，以避免帝国破产的命运。作为宗教法庭（HolyOffice）审判所的审判员，奥万多在西班牙政府的管理机构西班牙帝国理事会和印度群岛理事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审判员既是各种异端邪说的粉碎者，也是受到严格培训的政府官员。他们负责监督教会的宗教教义、法律条款以及财务规定等。奥万多所面临的任务是重新梳理帝国的财务状况。他意识到，皇帝交给了他一项艰难的任务，并指出“几乎没有人知道财务都涉及哪些方面，因此，它就成为（大多数政府）畏惧的特定目标。”

奥万多对政府财务报告和审计工作的效率进行了研究。他发现，3个重要的皇家机构未能实现对重要信息的交流共享。财政审计署自身关注的，是国库的日常运转和征税（包税）事宜。会计机构主要进行账务检查，并把检查结果报告给皇帝。财政委员会负责制定财务法规，力图增加皇家收入。这3家机构之间没有相互交流，因此经常出现工作重叠的情况。奥万多看到的是一只“多头长蛇”，经常出现不协调的情况，极易导致信息误导。财务信息因此并不准确。他抱怨道，自己下面的头头脑脑都“如此繁忙……根本就没人把财务问题视为自己的分内事”。

奥万多并不了解复式记账法，但他明白其数据归集和平衡的原则。他需要独立的办公场所，希望有受到良好教育的精明管理人员参加相应的会议，在这些由法定4个人参加的会议上，将会产生财政委员会的所有决策。身为那不勒斯王国及其皇家财政委员会的西班牙总督，奥万多被视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人们认为该委员会的成员中“没有人不懂（会计核算和财务问题），就如同他们自己的国内预算一样”。那不勒斯不仅有开设珠算课程和复式记账课程的学校，帕乔利还曾在此亲自授课，并帮忙培训会计核算的精英人才。正如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即使从政府管理层面来看，复式记账法都属于较为高深的知识。西班牙总督唐·佩德罗·德托莱多（donPedrodeToledo）就通过这套那不勒斯制度来征税，尽管这套制度较为混乱，但它至少可以把城邦的财务信息归集起来，而执行这套制度的经理人员也都受过会计方面的严格培训。

奥万多的通信记录表明，在西班牙可不是这种情况。他警告说，财政委员会不需要“牧师和律师”，需要的是受过培训的“办事员和会计师”，并可以把后者升职为审计师。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西班牙政府才能编制出完善的会计账簿。一份国际备忘录显示，因为缺乏所需的财务工具，负责国际税收和财务管理的官员无法与热那亚和德国的银行家进行有效沟通。最终，奥万多意识到一个重要而且从当时看来具有颠覆性的问题：中央财政委员会必须得到国王的直接扶持和重视。只有国王才能充当最终审计师的角色。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奥万多试图成为国家账户审判员的做法，就不会具备有效的权威。

1574年4月11日，奥万多制作出一张描绘菲利普财务状况的巨额资产负债表。尽管这张资产负债表的财务报告基础存在缺陷，会计核算方法也比较粗糙，但该表仍不失为一项巨大的成就。表中数据十分惊人，这一点无可否认。这位国王的收入预计为5642304达克特，其负债则高达73908171达克特，每年必不可少的支出约为300万达克特。即使在没有任何费用支出的情况下，国王要还清这些债务，也需要15年的全部收入。

奥万多和国王所面临的，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财政危机。当时的荷兰战火连绵，帝国的各个角落都在要求资金支持，奥万多认为国王需要增加税收。但是为了攫取更多的税金，帝国就需要更优秀的会计师和财务管理制度。菲利普就面临着这样的机会，可以借此推动西班牙政府走向现代化并实现高度集权。在菲利普的要求下，奥万多建议以集中化的会计管理制度作为政府必备的治理手段。但菲利普自己也承认，复式记账法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记账方法。他知道，不管是谁替自己掌管会计账簿，从某些方面来看，他拥有的权力都将超越自己。奥万多在一封信中曾经感慨道：“国王并不信任我，也不相信财务人员（其他管理人）。”因此，财务决策往往是菲利普的高级部长等人做出来的，奥万多认为这些人对财务一无所知。

面对奥万多的挑战，政府权势人物展开了反击。菲利普的顾问之一安东尼奥·德·帕迪利亚-梅内赛斯（AntoniodePadillayMeneses）质问，作为一名垂垂老者，奥万多是否真正知晓财务问题。他手下既没有能员干将，本人也没有受过正式培训。帕迪利亚又质问，已经如此高龄的人物到底能否从头开始，学习和掌握财务金融知识。他说，这既是科学知识，也是门槛较高的一个行业，如同医生或律师职业一样。帕迪利亚承认自己根本无法学会这些知识。他知道，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会计，就需要在年轻的时候接受培训，只有这样，才能对数据得心应手，对各项规定了然于胸，才能做好日常的复杂记账工作。但是，国王并没有办法来亲自培训会计师，以满足政府的管理需要。

菲利普拒绝全面贯彻奥万多的改革建议，这导致政府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也许这恰好满足了菲利普个人希望紧密控制政权的执念。他不仅没有设立统一的政府财政专户并实施集中化管理，反而热衷于对财务人员实施政治迫害。他于1775年对自己的政府管理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审计工作，政府财政因此陷入了困境，而此时原本是奥万多认为合适的时机，可以借此增加流动性，使政府免于遭受破产的命运。菲利普极度热衷于纸上工作和玩弄手段，他的这一偏好充满了偷窥的色彩。他喜欢阅读告密者上报的秘密资料。奥万多声称各部长正在贪污和挪用皇家资金，菲利普为此激动不已。但这仍属于细枝末节，国王更为头疼的是如何才能通过征税来管理帝国的这个问题。当时，荷兰独立战争（DutchRevolt）爆发，帝国最富裕的地区正试图脱离帝国的统治。比以往更显而易见的是，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危机看起来更像是会计核算和诚信问责的危机。

尽管有很多缺点，但菲利普也切实认识到，他可以让会计师走人，却无法让问题离开。他意识到，帕迪利亚是对的。他需要一位受过培训的会计师，来为自己解决财务问题。商人群体一直是帝国管理机器的组成部分，他们通常来自塞维利亚地区，这里是帝国商人的汇聚地。对于那些学会将经商和政府管理结合起来的人来说，通过贸易议院的磨炼之后，他们就可以成为高效的政府管理人才。菲利普逐渐开始关注佩德罗·路易斯·德托雷格罗萨（PedroLuisdeTorregrosa，1522—1607），作为拥有现实经商经验的专业人士，他拥有胡安·奥万多所不具备的经历，而且对嫉妒心很重的国王来说，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其威胁性更小一些。

1599—1562年，托雷格罗萨一直在皇家贸易议院工作，这是为数不多的采用复式记账法的政府机构。由于他出色的管理能力，加上新大陆的贵金属资源源源不断地涌入，托雷格罗萨给皇室赚取了不菲的利润。1573年，托雷格罗萨已经开始负责管理销售税。他备受菲利普二世的信任，并出任国家审计员，帮助管理皇家铸币厂。到1580年的时候，菲利普清楚地意识到，必须继续接受奥万多的建议。他要求托雷格罗萨按照复式记账法设立统一的国家账簿。这就要求其他官员把自己手中的账簿资料交出来，因此招致了诸多的抵制，连皇帝本人都对“反对设立这本账簿的人”抱怨不已。

与以往一样，菲利普对政府管理的兴趣，再次让位于其巨大的野心和荒唐的闹剧。1588年，他悍然发动了欧洲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海上远征——无敌舰队（Armada）远征，战争的结果完全是灾难性的。这次战争与会计核算密切相关，因为打造舰队、保养船只和进行记录，都需要专业的会计知识进行配合。溃败的原因众所周知：舰队队长经验不足，天气状况不利于西班牙的舰船。在英国的小型舰船围攻之下，大型的西班牙海上舰船被消灭殆尽。很多舰船毁于一旦，成千上万的士兵要么阵亡，要么沦为阶下囚。雪上加霜的是，荷兰行省的叛乱此起彼伏，帝国因此损失的税收不可估量。从财务角度看，无敌舰队远征的失败是一场灾难，部分是菲利普的原因，他需要面对这些问题。在菲利普看来，西班牙帝国的悲惨境地，完全属于上帝降下的惩罚，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勉强同意进行重大的会计核算改革，并提供支持。

托雷格罗萨知道，要想从这些困境中走出来，西班牙帝国需要一套切实有效的会计核算制度。如果没有西班牙版本的复式记账法手册，他就不能将改革的必要性解释清楚，更不用说培训出合格的会计人员了。对此，奥万多已经将其必要性进行了透彻的阐述。托雷格罗萨与其教子巴勒莫·萨尔瓦多·德索洛扎诺（BartoloméSalvadordeSolórzano）共同合作，后者是来自塞维利亚的一位国际贸易商，他们一起出版了论述复式记账法的第一部西班牙专著。索洛扎诺曾经以商人的身份在印度群岛等地游历。他曾经为意大利商人乔万尼·安东尼奥·科恩佐·维森特罗·德拉卡（GiovanniAntonioCorzoVicentelodeLeca）工作，后者最终成为一名富有的塞维利亚市民，并曾经向索洛扎诺传授过复式记账法。距离帕乔利出版《概要》已经过去了96年，时光又见证了3家皇家银行的破产，之后索洛扎诺出版了《为商人和其他人准备的现金账和会计手册》（Cash-bookandAccountingManualforMerchantsandOtherPeople）一书。

帕乔利的影响在这本手册中一览无余，但托雷格罗萨才是宏伟项目的幕后主导，他希望利用这本手册来推动社会运行和政府管理的改革进程。托雷格罗萨比帕乔利走得更远，在献给菲利普二世的出版序言中，他解释道，复式记账法不仅是商业经营所必不可少的手段，还应当是“国王、君主和领主”应当采纳的治国理政之道。他吹嘘道，这本手册特别适合那些希望能够实现公正理国的君王。对于国王和君主的言行来说，这是一项引人瞩目的呼吁，也是一种极具前瞻的视角。在托雷格罗萨看来，君王是贸易经营、利润追逐、财务管理的最终裁判，因此，他们需要数据核算的相关工具，也需要进行审计。此外，他还解释了如何装订和计算账簿的页码，以避免舞弊的发生。这也许是为了迎合菲利普刨根问底的喜好。

16世纪80年代，托雷格罗萨开始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国王允许他设立皇家财务统算（GeneralBookofRoyalFinances）办公室。对于政府全部的收入和支出，无论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项目”，他都按照复式记账法进行核算，并用4本大型会计账簿和诸多日记账簿进行记录。为了统一进行总账记录，托雷格罗萨还针对财务管理的各个部门，分别设置了超过一打的账簿。他甚至还专门准备了一些特制的账本页，这些账本页的页面上有专门的打孔，以此保证其他账本页不会被偷偷地装进这一账本中。到17世纪早期，托雷格罗萨设置了两套财政专项账簿，用来记录帝王账户因皇家服务而产生的资金收支情况。

尽管最初取得了成功，但托雷格罗萨的改革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大财会庭（GrandChamberofAccounts）是中世纪的一个机构，其成员向国王提交了25条反对托雷格罗萨的建议。国库收支账簿的记录员也不希望接受审计。即使是商人，也觉得托雷格罗萨要求太高，并担心改革会把自己的经营利润暴露给贪得无厌的政府机构。菲利普和托雷格罗萨分别去世于1598年和1607年。帝国财务状况仍然混乱不堪，帝国再次宣布破产。而这也就是一位优秀的会计师所能做的全部工作了。莱尔马公爵（DukeofLerma）是新王菲利普三世（1598—1621年在位）最为宠信的大臣，他也设置了统一的国库账簿，但核算水平很差，而且账簿没有结平。托雷格罗萨的改革最终失败了。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称职的下属，来负责管理这个改革机构，而且政府官员几乎都没有受过复式记账法的培训。会计师一直处于短缺的状态，托雷格罗萨改革的影响范围，也只限于他自己实施会计记账核算的领域。西班牙并没有有效的会计培训中心。帕乔利的手册、会计核算改革者的努力，这一切对西班牙帝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1621年，当菲利普的孙子菲利普四世在位时，西班牙仍然债台高筑，并且深陷三十年战争（ThirtyYearsWar）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这场战争最终席卷欧洲大陆。因为影响力日渐衰退，托雷格罗萨的会计改革办公室停止了运行，同年被帝国要求解散。塞万提斯（Cervantes）等西班牙作家认为，帝国君王已经精疲力竭了。各项改革难以为继，美洲的金银矿藏也开始枯竭，与16世纪中期的高点相比，金银运输量只有以前的15。

1628年，在古巴北部地区，荷兰海军上将皮特·海恩（PietHein）与荷兰犹太人海盗摩西·科恩·亨里克斯（MosesCohenHenriques）一起，截获了一条满载珠宝的西班牙船只，船上装载的是价值1100万荷兰盾的金银，足够荷兰军队8个月的开支，并让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EastIndiaCompany）股东装满自己的金库。毫无意外，这给西班牙的财政收支带来了灭顶之灾。政府已经没有收入了。在《堂吉诃德》（DonQuixote）一书中，塞万提斯描述了西班牙贵族、士兵、学生以及教授衣衫褴褛的悲惨样子，他们从税源枯竭的卡斯提尔地区已经压榨不出什么东西，从政府那里也得不到什么帮助，后者甚至连养老金都发不出了。政府的统治已经腐败不堪，众所周知的是，那些富有的达官贵族已经开始大肆搜刮民众，并以皇家赎金的名义发放法律禁止的高利贷。菲利普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计改革无声无息地湮没在卡斯提尔地区的滚滚热浪中，消逝在历史的记忆长河里。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专业的管理人员是如此之少，社会对会计核算的偏见是如此之大，但会计改革仍然发生了。它不仅是一个错失的改革，还切实证明了，对一位大权在握的君王来说，要想通过实施财务改革来提高政府公信力，具体措施执行起来将面临多大的困难。帕乔利的著作最终将会找到认同者，但认同者并非某位国王或君主，而可能是在荷兰，在这个与绝对的君主制格格不入的商业共和国那里，在那些对著作观点产生共鸣的公民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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