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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隐私 最基本的权利（第3页）

[2]从2014年我们在弗朗西斯法官面前首次败诉，到2018年我们走上最高法院的台阶，其间自然经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我们在地区法院一级的下一轮诉讼中继续失利，首席法官洛雷塔·普雷斯卡于2014年7月裁定我们败诉。这是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政府的律师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强迫公司提供其世界各地的商业记录。我们的团队则坚持我们一直主张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其他人的电子邮件不属于我们，也不是我们的业务记录，不能任凭我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普雷斯卡法官并不认同我们的主张，口头辩论结束后，她就当庭做出口头裁决，令我们惊讶不已。EllenNakashima，“JudgeOrdersMicrosofttoTurnOverDataHeldOverseas，”WashingtonPost，2014年7月31日，https:.washingtonpost.worldnational-securityjudgeorders-microsoft-to-turn-over-data-held-overseas20140731b07c4952-18d4-11e4-9e3b-7f2f110c6265_story.html?utm_term=.e913e692474e。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法官的裁决可能会促使外国官员，特别是欧盟的官员，对侵犯其主权的可能性表达更多的愤怒。”事实就是如此。

下一轮官司是在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打的，该法院负责审理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佛蒙特州地区法院判决的所有上诉。在我们为这一步做准备的同时，同时也是部分着眼于立法的最终需要，我们决定努力扩大公众的讨论范围，争取更多的声音参与其中。我们启动了一项重要的招募行动，请求各团体通过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amicus）来支持我们。我们很快就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组织的支持，但是我们又担心能不能在密集轰炸的新闻报道中闯出一条路，让我们的声音引起关注。

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为什么不制作我们自己的广播节目，把问题和人们的支持都生动地展现给世人呢？我们可以制作简短的视频来展示一个数据中心，并用更平易近人的方式解释问题。我们可以邀请专家来分解问题，解释为什么人们需要关注和推动改革。这项活动可以在微软纽约的新办公室举行。当我们在网上直播研讨会时，新闻界也可以出席。这又让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出另外一个重要的听众：美国国会。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需要一位受人尊敬的记者来了解这些问题，并担任主持人。我去找老朋友查理·吉布森，这位著名而受人尊敬的美国广播公司前新闻主播，同时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校董会成员。令人高兴的是，他同意担任这一角色，只要他能像严肃记者所期望的那样，向人们提出尖锐的问题。我们欣然同意。

2014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上午，我们在时代广场的微软纽约办公室播放了我们的电子隐私节目。我们宣布，28家科技和传媒公司、23个行业协会和游说团体以及35名顶尖计算机科学家已经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书”。最重要的是，爱尔兰政府也亲自发表了一份支持性的简报。当我宣布提交情况时，我开玩笑说，这是人们记忆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福克斯新闻第一次站在同一边并肩合作。活动视频：https:ll.ms-studiosmedia.events20141412ElectronicPrivacyliveElectronicPrivacy.html。这项活动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引发全国和世界各地广泛的新闻报道。也许最重要的是，有了那些为共同利益而结盟的“联手对手”站出来支持我们的做法，国会那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这件事。

2016年7月，离纽约的口头辩论已经过去7个多月，由第二巡回法庭的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一致裁决我们胜诉。BradSmith，“OurSearchWarrantCase:AnImportantDecisionforPeopleEverywhere，”MicrosoftontheIssues（blog），Microsoft，July14，2016，https:blogs.microsoft.onthe-issues20160714search-warrant-case-important-decision-peopleeverywhere。此后，美国司法部成功说服高等法院审议此案，并于2018年将我们送上高等法院的台阶。

最高法院雄伟的4层建筑正对着美国国会大厦——站在它们中间，就好像站在了美国司法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十字交叉口。朝一个方向看，国会大厦微光闪烁的穹顶高耸入云。掉转身来，你会看到一段长长的大理石台阶，穿过巨大的圆柱，一直通向一扇高高的雕刻门，那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入口。

2月27日，当我们到达那里时，看到长长的队伍沿着标志性的楼梯蜿蜒而下，已经排到街道上，他们都是充满期待的旁观者，等着看我们如何在法庭上挑战我们自己的政府。这将是长达4年之久的司法大战的最后决战。4年前，我们拒绝交出存储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爱尔兰的电子邮件。

这已经是微软第四次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我一直觉得这是一次一生难忘的经历。我们把世界上最先进科技引发的问题带上了这个看起来与百年前毫无二致的法庭。在庭审期间，不允许使用电话和笔记本电脑。每次上交电子设备之后，我会坐进一个巨大的红色包厢，那看上去就像一个带幕布的舞台。然后我会抬头看一下庭上唯一的科技产品——一个时钟。

我已经开始理解最高法院在一个完全没有现代科技元素的环境中考量科技影响的能力。早在2007年，我们就一个有关专利问题的案子首次出庭，巧合的是，那个专利问题是关于我们在爱尔兰的CD生产的。在进行了一周的辩论后，我偶然遇到法院的一位高级行政官员，他说：“在有些法官发言的时候，你看起来有点沮丧。”

我意识到我显然没有做到不露声色。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当时，一位大法官与一位反方律师讨论微软从纽约向欧洲的计算机“发送光子”的影响。

“这个案子与光子有什么关系？”我不禁想到，“而且我们讨论纽约干什么？”

不过，我确实从中得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在听证过程中努力保持面不改色。那就是，法官们并不总是了解最领先的科技的每一个细节，但他们年轻的助手则对此了然于胸。法官们用其智慧和判断力对事实性的理解加以补充，而这些智慧和判断力甚至经常超越了法律条文本身。尽管公众对大法官的提名方式以及某些有争议的案件判决颇有微词，但美国最高法院仍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机构之一。大多数情况下，9位大法官共同努力，探求各种挑战性问题的法理。我曾参与过世界各地的法庭审理，并对美国最高法院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

那天早上，经过一个小时的辩论，9位大法官让双方都感到不足以有信心获胜。尽管双方都有一定获胜的可能性，但没人敢信心满满地预测，最终谁会赢得胜利。无论这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法官们创造了完美的氛围，鼓励双方达成和解。

但我们仍面临一个巨大的障碍——只有新的法律获得通过，双方才有可能同意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解决争议的必经之路。换言之，在达成和解之前，需要先有新的立法，而新的立法只能来自第一大街的另一侧——国会大厦。

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国会行动就好比要求上帝行动。国会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它也没有顺利通过立法的习惯。但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机会之窗，我和弗雷德·汉弗莱斯讨论了我们面临的选择，他曾长期在华府任职，现在领导着我们的政府事务团队。我们决定联合白宫，一起努力试试。

如果没有参议院和众议院两党的共同努力，这根本不可能实现，所幸我们4年前提起诉讼后不久，两党即已就这个问题开始合作。经过两次立法听证会和一系列反复，我们终于能够坐下来与司法部进行最后一轮讨论，这要感谢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他以参议院司法部犯罪和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积极斡旋，促成了此次讨论。

《CLOUD法案》

格雷厄姆以果决的态度积极促成人们进行合作。一年前，即2017年5月，他曾主持了一个参与者众多的听证会，我也参加并做证。由于这会对英国与美国的国际协议产生影响，英国政府也派出了其副国家安全顾问帕迪·麦吉尼斯参加并做证。他有着苏格兰人特有的和善，但也对英国需要如何打击恐怖主义拥有务实而坚定的理解。白宫国土安全顾问汤姆·博塞特经常与麦吉尼斯交流，并一直敦促国会各方寻求共同点。

最高法院的那次辩论后不久，一项新的法案被提出并得到两党的一致支持。它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也被称为《CLOUD法案》。

这项法案包含了我们希望的条款。它照顾了司法部的诉求，即其搜查令可以触及国际范围，但同时认可了科技公司在出现法律冲突时向法院提出抗辩的权利。这意味着，如果爱尔兰、德国或整个欧盟希望通过本国法律阻止单方面的外国搜查令，并强制要求采取更加透明或合作的方式，它们可以这样做，而我们以此为依据在美国法庭上提出抗辩。

更重要的是，《CLOUD法案》令现代国际条约拥有了新的权威，从而可以取代单方面的努力。这些条约可以使执法机构借助更快、更现代化的程序获取存储在他国的数据，同时遵循保护隐私和其他人权的规则。如同所有法案，尤其是那些涉及妥协的法案一样，它并不完美，但它已经涵盖大部分我们在4年多时间内努力达成的目标。

我们仍然面临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找到合适的工具促成《CLOUD法案》尽快通过。无论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不太可能在其立法日程中安排对该法案单独表决，尤其是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前的短短时间之内，因此我们需要将它附在另一项法案之上。

我们认识到，该法案获得通过的唯一希望是将它附在预算法案上。这将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努力，原因有二。第一，国会在通过预算法案上困难重重。第二，由于前面的原因，国会领导人极其不愿意在预算法案之上再附加任何非预算法案。

很明显，得益于格雷厄姆参议员的支持，共和党参议员可能支持这个想法。但如果民主党参议员反对，我们仍无法推进。我们随即想到有一个人可以扭转困局。在许多方面，我们不仅将他视为一位国会领袖，还视他为一位精力充沛、充满魄力的强人，他就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尽管他原来对这个议题知之甚少，但他迅速进行了研究，并决定积极介入。

在博塞特、格雷厄姆和舒默等人的大力推动下，争取众议院领袖支持的努力随即积极展开。不久，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和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就是否将《CLOUD法案》纳入预算案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引发对法案的新一轮修正。每隔几天，我们就会感到似乎已经走投无路，但我们不断与博塞特讨论，并下定决心绝不放弃。让人又惊又喜的是，在多轮电话和见面交谈后，它仍然一息尚存。终于，在2018年3月23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综合预算法案，其中就包括该法案。《CLOUD法案》现在已经成为法律，而我们在最高法院的案件很快将达成和解。

从我们首次踏入纽约联邦法院的大门开始算起，时间已经过去4年多。但从我们最后走出最高法院算起，则还不足一个月。这个案件的最后阶段进展得如此之快，令我们所有亲身参与每一步的人都感到万分惊讶。

我们自然对结果非常满意，不过也难免怀有些许复杂的心情。我们相信《CLOUD法案》是一部强有力的法律。但就像所有的法案与法庭和解一样，它也包含妥协的成分。很久以前，我们就学到一点，即硬碰硬地打一场仗也许更痛快，但达成协议的回报往往会更大。后者通常是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同时，达成协议需要双方各退一步。

同时，这还要求我们必须做好解释结果的工作，特别是当结果很复杂时。因此，我们通常会提前针对各种结果做出预案并准备好传播材料。但是《CLOUD法案》的进展实在太快，并且需要与华府官员进行大量沟通，因此我们的准备并不充分。

我们迅速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问询，客户、隐私团体和政府官员纷纷询问《CLOUD法案》的具体内容及其实际运作方式。客户充满了疑虑，隐私团体也表示担忧。我们勉力上阵，很快地，我们在全球各地提供简报和发布说明来填补这个空白。这一行动涉及了几乎所有国家的每一位微软销售代表。有一个小插曲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点，法案通过一个月后，在法国的大街上，一名微软的当地员工拦住了我，他当时正在吃饭，认出了路过餐馆的我，于是丢下晚餐就追了过来，他气喘吁吁地向我提出了一连串有关这一新法案的问题。

目前的结果既反映出我们已经取得了多少成绩，也反映出我们所有人还需要再走多远。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一个框架，可以基于国家间的新协议打造一个不同的未来。正如美国助理司法部长理查德·唐宁在《CLOUD法案》通过一周年纪念日上所说，这一法案“不仅为应对当前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还提供了一种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正如他所解释的，它作为“解决方案，旨在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尊重权利并且遵守法律的国家组成的‘社群’，使各国在其中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冲突，并在共同价值观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促进其共同利益”。

但《CLOUD法案》就像一块基石，在此之上我们必须建造新的房屋。在当今世界，执法部门必须迅速行动，隐私和其他人权需要保护，而各国的边界也必须尊重。

新的国际条约能够实现上述所有目标，但前提是它们经过精心协商和不懈努力。

换句话说，未来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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