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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巨额债务天量数据及法国大革命（第2页）

内克尔所选择的回应方式，正是这种开明姿态和不计后果的冒险的混合体，而这也是王国的那些保守派人士畏惧其瑞士财务主管的地方。这是一起完美的媒体逆袭，目标群体正是那些受到改革威胁的权贵和包括瑞士皇家债权人在内的欧洲旁观者，内克尔希望让这些人知道，法国的财政状况是稳健的，通过《上国王书》，他揭开了对手的真面目。如果对手试图利用数字来攻击自己，那他手头拥有的正是对手并不具备的武器，也就是从内部来公开政府真实财务状况的能力。内克尔希望，通过公开“这些隐晦的财务数据”，揭露“政府财务状况的迷局”，反驳公众对自己的批评。他自诩道，这是“一个伟大的王朝在历史上首次”公开其并不怎么好看的真实财务数据。内克尔无须对民众负责，专制王朝统治下不存在这种问责机制，但是他依然坚持认为，只有这种信息公开才能使社会平稳有序，使民众恢复对政府的信任。因此，在开出这样一剂加尔文主义的信息公开药方后，内克尔投下了赌注，希望自己揭开政府财政状况的“面纱”的做法，能够让法国重新赢得国外借款人的信任。

内克尔并没有转移视线，而是提供了一种有关政治管理的全新视角。内克尔声称，英国议会每年都会将其财政状况印刷成册，而自己只是有样学样，显而易见的是，他并不了解英国的政治传统，也不知道就在自己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社会上围绕其进行的日益发酵的激烈辩论。内克尔说，会计账簿才是一个“有道德”、“繁荣”、“幸福”和“强大”的政府赖以运作的基石。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财务管理、政府税收和支出情况，在最后，他还附上了账户信息，以此向公众证明自己观点的准确性。账簿资料的数据是为了证明其财务管理取得的成就。简而言之，打开细致的账簿，就能看到稳健完善的政府运作。对于政府运行的正当性和统治权力的威慑力来说，社会繁荣和公众问责至关重要。这简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内克尔从中暗示，树立起政府权威的，并不是国王个人的意志，而是对财政账户的妥善管理，而他自己在这方面是颇为自得的。

《上国王书》揭示了政府每个重要部门的财务状况及其支出和收入情况，收入合计为26415.4万里弗。在“一般性”支出的25395.4万里弗中，国王花在军事上的支出为6520万里弗，法院和生活支出为2570万里弗，阿图瓦（Artois）伯爵的日常开支为800万里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花在道路和桥梁上的费用为500万里弗，巴黎警察、照明和市政清洁费用为150万里弗，无家可归的穷人救济支出为90万里弗，著名的皇家图书馆开支为8.9万里弗。这些令人尴尬的数字，使皇室开支的优先顺序一览无余。

被披露的这些信息令公众十分震惊，这不仅因为其列示的各项费用支出的极度不平衡，还因为，揭开皇室日常生活的神圣面纱，公开凡尔赛宫的权力运行，经由这种信息公开的方式。《国王之家》（MaisonduRoi）所展示的，并非忠诚、合法、隶属私人或者神秘力量，而是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数据。在全国上下饿殍遍野之际，在公众对皇室的不满和怒火不断飙升之时，内克尔不失时机地对王室的公款吃喝费用进行了批评，他声称，通过良好的管理，这些费用可以降低一半。

《上国王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其附件中的账户信息。内克尔提供了看起来十分完整的政府账户信息，后附内容的最后一页是一张大表，上面是最终的账户汇总数据。内克尔声称，所有的计算信息都有“经得起推敲的资料”作为支撑，政府账户资料上都有起草人的署名，内克尔把这些资料保管在盒子中，未来依然可以当作证据。在计算过程的最后，内克尔宣布：“收入超过支出……1020万里弗。”全部数据都汇集于此，最终结果显示存在财政盈余。正如随后所展示的，内克尔遗漏了约5000万里弗的军费赤字和政府债务支出，这一点甚至得到内克尔本人的承认，他认为这属于特殊项目开支，这一举措成为被后人竞相模仿的先例，即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低估财政支出，或者说政府财务报告中不包括军费开支。

倒霉的路易十六一直声名不显（除了他自己倒台这种大事之外），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通过公开财政账户信息，他的首相的举措到底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内克尔本人而言，他当然可以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却根本没有考虑过他公布的数据会被人质疑。他通过《大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出版商潘寇克（Panckoucke）出版了《上国王书》，该出版社认为这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如果说奥热尔德的作品印刷数量达到6000就算成功的话，那《上国王书》造成的轰动就难以用语言来描述了。在一个月之内，潘寇克印刷的60000本《上国王书》就售卖一空，仅1781年一年就销售了10万多本，这让人们对何为畅销刊物的传统观念为之而变。外文版本的印刷量成千上万。《上国王书》成为古往今来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也是新闻传媒界的一大奇迹。煽动性十足的宣传材料一直在私底下秘密流转。内克尔做的事重新界定了社会讨论的题材。1781年3月3日，在出版《上国王书》的同时，内克尔发表了皇家问责书，要求所有收税员上交其账簿资料和一份未来的预算报告。他这样做并非偶然。内克尔所提议的“会计核算法”为国王提供了将政府一般财务收支和特殊收支项目同时理顺的可能性。此前，人们对何为好政府的争论一直不断，文字辩论甚至图画和歌曲等的交锋层出不穷。随着《上国王书》的问世，人们的辩论越来越激烈，辩论的内容也换成了冷冰冰的会计数据。

[7]Burnand，LesPamphletscontreNecker，96;Jean-ClaudePerrot，“Nouveautés:Léconomiepolitiqueetseslivres，”inLHistoiredeléditionfran?aise，ed.RogerChartieretHenri-JeanMartin（Paris:FayardPromodis，1984），2:322;Stourm，，LesfinancesdelancienRégimeetdelaRévolaction，191;Charles-JosephMathondelaCour，CollectiondeCompte-Rendu，piècesauthentiques，étatsettableaux，concernantlesfinancesdeFrancedepuis1758jusquen1787（Paris:ChezCuchet，ChezGatteu，1788），iii-iv.

内克尔的《上国王书》以其所揭示的秘密真相吸引着众人的目光。但正如内克尔在其本人早期对政府金融机构的批评中早就阐释的那样，尽管对政府财政状况的描述做到完全准确无误几乎不太可能，但与自己的那些诽谤者相比，内克尔的表述无疑要准确得多。内克尔的众多批评者对他披露的数据表示认同，对他的披露行为却提出批评，尤其对其公开皇室支出的举动进行批评。人们认为，他曝光皇室账户收支状况的方式，动摇了皇室专制统治赖以存在的社会信仰：隐秘性。法国外相韦尔热讷抨击揭露政府隐秘信息的观念，认为《上国王书》是对国王个人权威的直接威胁；他与大多数公众一样，也觉得内克尔披露的信息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准确无误的。在给路易十六的一封信中，韦尔热讷提道，《上国王书》“是对国民性格的一次玷污，国民本应该是满怀激情、充满自信并全心全意地信奉王权的。陛下，如果您允许首相借鉴英国的例子，那法国可就真的颜面尽失了，而这本来是您的前任所极度厌恶的行为啊”。

[8]Bosher，FrencbFinances，126;Legay，“BeginningsofPublicManagement，”285.“IntheintroductiontotheDeclarationonAccountingofOctober17，1779，NeckerhadpointedouthowthefawsintheRoyalTreasuryssystemofaccountingmadeitimpossibletomanagegovernmentaccounts.NeckernotedthattheTreasuryhadinpleteinformationandthatmanyexpendituresleftnotraces.Inordertoobtainaccurateresults，Neckerwarned，itwouldtakeanimmenseamountofwork.”TextcitedinStourm，LesfinancesdeIAncienReigimeetdelaRervolution，2:189;M.A.Bailly，HistoirefinancieredelaFrancedepuisloriginedelaMonarcbiejusqudilafinde1786.Untableaugineraldesanciennesim-positionsetunitatdesrettesetdesdepensesdutresorroyalailamimeepoque（Paris:Moutardier，1830），1:238;Egret，Necker，177."ationfromVergennestoLouisXVI，May3，1781，inJean-LouisSoulavie，MimoiresbistoriquesetpolitiquesdurignedeLouisXIV（Paris:TreutteletWurtz，1801），4:149-159.

有位贵族的反应尤为强烈，克雷基侯爵（MarquisedeCréquy）对《上国王书》火冒三丈，这恰恰展示了诚信问责的概念对宫廷贵族造成了多大的冲击。克雷基知道，内克尔发表《上国王书》含有公众表演的成分，但一想到一位新教徒金融家让皇室隐私暴露无遗，就觉得这侵犯了贵族建立在等级、血缘、宗教和民族基础上的特权。问责制度或者对政府财政隐私的披露，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行为，这体现了一位启蒙“百科全书派人士”和“类似犹太人”的新教徒金融家的个性品质，他放低姿态，参与社会闹剧并投身到商业核算的基本业务活动中。克雷基感慨道，这一切最终都是皇家首相莫勒帕（Maurepas）的错，因为他把政府的财政秘密交到了像内克尔这样信奉新教的外国人手中。

有评论者警告说，《上国王书》给公众带来的“幻觉”和社会焦点必须“被扼杀掉”，其原因在于内克尔所采用的数据都是幻想出来的。在最初仅仅对数据信息表示反对之后，内克尔的反对者很快就着了他的道。他们发现，批驳这些糟糕数据的唯一方式，就是利用“数字证据”。这正是现代政治辩论的模式：一场根本不可能穷尽数据信息的军备竞赛。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对计算过程进行验证，这就导致数据成为贪婪腐败的绝佳掩饰工具。

在接下来的10年里，寡廉鲜耻的权臣查尔斯·亚历山大（CharlesAlexandre），卡洛纳子爵，也就是其对手所称的“赤字先生”，将会成为内克尔在政府会计核算和财务问责方面的劲敌。卡洛纳是皇家税务律师，或者说是监督官，他对政府财政状况十分熟悉，这足以让他利用反面数据对内克尔展开攻击。二者之间长达10年的论战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围绕政府财务数据展开的首次公开辩论。

卡洛纳等人精心谋划的批判行动，击穿了内克尔的政治外壳，而难以想象的是，这些针对王室首相的抨击，无论看起来如何客观中立，都丝毫没有让路易十六动容。而这位超脱的国王最终向特权人士做出了让步，这些人包括王后、宫廷人士、他的兄长阿图瓦、皇家理财师以及巴黎最高法院人士等。国王于1781年5月19日将内克尔革职。在被放逐至乡下后，内克尔利用这段时间写下了自己畅销一时的代表作《论财务管理》（TreatiseontheAdministrationofFinances，1784），由此进一步奠定了自己作为世界顶级财务作家的地位。他的女儿嫁给了瑞典大使，成了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斯塔尔夫人。内克尔在政治舞台的谢幕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即他将问责制这一魔鬼释放出来并引入政治领域。

在接下来的6年里，法国的各项改革尝试都没有超出内克尔此前所提议的范围。1787年2月，卡洛纳成为法国财务总管，并且也直接面临着与内克尔一样的财务问题。为了再次解决法国政府财政问题，在参与凡尔赛宫的达官贵人圈子的讨论时，卡洛纳试图就法国的财政赤字做出解释，并就指责进行推脱，他甚至还提议征收普通土地税，因为该税收的纳税人也包括贵族人士，该提议遭到了众人的鄙视。尽管他无须为这些债务负责，但从政治角度来说，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他的分内之事。正如此前试图对政府财政实施改革，并必须对贵族征税的所有前人一样，1787年，卡洛纳毫无意外地失败了，随后他逃到了伦敦。

饱受诟病的卡洛纳不得不努力挽回名声，并拯救自己的职业生涯。他找到的解决之道，就是通过展示内克尔在《上国王书》中所采用的计算是错误的，来对其进行斥责：法国财政账户不仅不存在1020万里弗的财政盈余，相反，其财政赤字达4632.9万里弗，这与内克尔的计算结果相差了5652.9万里弗。在政治问责方面，卡洛纳与内克尔的观点毫无二致：证明政府管理成功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数据进行计算。他声称，正是在内克尔的迫使下，自己才“被迫公开这些信息”，这将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击穿对手的“伪装”。“这是多么大的错误！”

对于社会公众到底能不能对1020万里弗这样的数据进行判断，这一点实在令人心存怀疑。1785年，发生了钻石项链事件，在这场错综复杂的珠宝盗窃和倒手事件中，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被诬告而名声扫地，她使公众对200万里弗这样的数字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当时工资的计量单位是苏（sou）而非里弗，劳动者平均每天的工资为15~25苏（约等于1里弗）。技术精湛的工匠的工资是这一数字的两倍。每天的面包支出约为7~15苏，约是一名熟练工人50%~100%的工资。对于社会热议的天文数据，没有几个人能理解，更不用提这些数据所用的计算方法了。但无论如何，这些数据开始出现在文化人的日常交流中，很快，内克尔所称的1020万里弗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数字。对平民百姓来说，不管是否识字，如今显而易见的是，社会热议的这个数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并且令王室名声扫地。

自1781年以来，《莱顿公报》（GazettedeLeyde）、《法国信使》（MercuredeFrance）以及《阿维尼翁邮报》（CourrierdAvignon）等报刊，都密切关注着内克尔的《上国王书》与其竞争对手所编纂的《上国王书》之间的论战。他们经常讨论数据信息，有时候也对会计核算做一番品评。1788年，《阿维尼翁邮报》概述了各个版本的《上国王书》，并重新刊发了皇室账户信息及其计算过程的节选内容。尽管记者们并没有真正从专业或技术的角度对账户信息进行分析，但他们仍然对各个账户进行了对比，并集中强调了杜尔哥、内克尔以及卡洛纳所进行的账户数据汇总之间的差异。纵观1788年全年，《上国王书》以及数据信息频繁出现在各大报刊上，它们日益将可靠的会计核算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等同起来。显而易见的是，能让社会公众关注的，不仅是具有煽动性的言论和造谣中伤的消息，更多的是数据信息的说服力和会计核算的影响。

1788年，内克尔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成为财政总管。当时的寓言认为，他等同于自由本身。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路易十六并不希望这位旧首相回来，但内克尔巧妙地借助公众呼吁，重新掌握了大权，而此时路易十六变得越发弱势。群众涌上大街小巷，为内克尔的成功回归欢呼。但老问题依然如故，内克尔也再次被淹没在各种问题和数据信息的海洋中。

1789年6月23日，有谣言称，王后已经逼迫国王将内克尔革职，群众涌上凡尔赛的街头，在王宫金碧辉煌的大门前展开了抗议。内克尔走到宫殿的前门，接受民众的赞美欢呼。有些有先见之明的人士担心，如此大规模的公众集会对王室权力造成了威胁，但人群并未散去，而国王也开始召集巴黎和凡尔赛的军队。1789年7月11日，内克尔对军队出现在法国首都表示了抗议。这种分歧已经屡见不鲜，于是国王让内克尔再次下台。内克尔已经得到了平民阶层的全力支持，该阶层由非贵族政治代表构成，影响力与日俱增，并声称将在凡尔赛召开国民大会（NationalAssembly）。听到自己被免职的消息后，内克尔不禁惊呆了。他宣称，自己凭一己之力就曾经使法国将“饥荒和破产”挡在了门外。

1789年7月14日，一群愤怒的暴徒聚集在凡尔赛宫前，这是一座巴黎市郊的中世纪城堡建筑，如今成了皇家监狱和兵器展览所。从14世纪开始，凡尔赛宫就一直被用作皇家监狱——尽管其关押的犯人只有7名（其中有一名是爱尔兰人，他认为自己是上帝），却一直被认为是皇室权力和专制统治的象征。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Desmoulins）喊道，“同胞们，时间宝贵”，这位激进的革命领袖就此打开了地狱之门，之后却被他的好友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送上了断头台。“对爱国者来说，内克尔被免职，意味着圣巴塞洛缪大屠杀（SaintBartholomew，发生于1572年的一场著名的法国大屠杀）的丧钟已经敲响！就在今夜，瑞士和德国的军队将拔营出发，来将我们屠戮殆尽；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拿起武器！”当天结束时，国王的头颅已经岌岌可危，武器弹药被民众抢夺一空，数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皇室档案被丢弃在街头，王室旗帜也被降下来。当利扬库尔公爵（DukedeLiancourt）把这个消息告诉路易十六的时候，这位国王问道：“这是一场叛乱吗？”公爵的答复广为人知：“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随着旧体制的崩塌，内克尔再次被请了回来，在对他推崇备至的社会公众的支持下，他重回凡尔赛宫。但是，随着革命的洪流奔涌向前，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这位温和派的控制，他看起来也无能为力。内克尔是改革派，并非革命家，而对于旧的统治秩序来说，改革是完全行不通的。通过召开国民大会，革命者希望清除贵族的特权，推翻王室的统治。内克尔原本希望可以用于改革的会计核算知识，也完全可以被运用到新政府的建设中。在接下来令人热血沸腾的两年时间里，内克尔慢慢退出了舞台，但是会计核算改革和公众对天文财政数据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

数据信息仍然是政治辩论的组成部分，会计核算甚至成了革命宪法制定的重要逻辑。英语中的“问责”（accountability）一词，可能源于将法语ptabilité翻译成acptability，或者最终的accountability。无论其最初用意如何，这正是英国人在翻译法国革命宪法的时候所用的词汇。1791年的法国革命宪法规定，政府的所有财政和政治举措都要以《上国王书》（公共账户）的形式向大众公开。

[9]Seaward，“ParliamentandtheIdeaofPoliticalAccountabilityinEarlyModernBritain，”59;“OfAccountability，”AuthenticCopyoftheNewConstitutionofFrance，AdoptedbytheNationalConvention，June23，1793（London:J.Debrett，1793），15，clauses105–106.TheOEDtracesthefirstEnglishappearanceofthewordto1794;Constitutionof1791:“Detailedaccountsoftheexpenditureofministerialdepartments，signedandcertifiedbytheministersorgeneralmanagers，shallberenderedpublicbybeingprintedatthebeginningofthesessionsofeverylegislature.{260}

Thesameshallapplytostatementsofreceiptsfromdiverstaxes;andfromallpublicrevenues.

Thestatementsofsuchexpendituresandreceiptsshallbedifferentiatedaccordingtotheirnature，andshallindicatethesumsreceivedandexpendedfromyeartoyearineachandeverydistrict.

Thespecialexpendituresofeachandeverydepartmentrelativetocourts，administrativebodies，andotherestablishmentslikewiseshallberenderedpublic（5，3）.”

1792年，国民公会（ConventionNationale，如今的立法机构）组建了问责局（BureauofAccountability）。问责局由8位委员组成，并对其自身的年度支出情况进行了核算。他们当年花费了499001里弗，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成立问责局并非易事，胜任该职位的会计专家少之又少。就在这一年，副局长安托万·比尔特（AntoineBurté）出版了一本名为《对问责委员资格条件的快速观察》（RapidObservationsontheConditionsofEligibilityoftheCommissarsofAccountability）的小册子（这可能是其面对国民公会所做的演讲词）。在这本册子中，他谈到了如何做账、熟练会计人员的稀缺，以及在培训会计问责委员时所遇到的困难等。

随着1790年包税商制度的废止以及统一的政府税收办公室的设立，社会进步的车轮缓缓前进。不仅所有政府部门都需要公开其账户信息，财政部部长和海军大臣也需要定期发布账务报告。政府各部门的每项收入和支出都需要认真做账，并有票据资料作为支持。通过这些填满数字的财务小册子，政府向公众公开了其业务活动，并彰显了其工作业绩。

在远离纷乱芜杂的舞台中央后，内克尔回归本源，在临近日内瓦的科佩城堡（ChateauofCoppet）度过了余生。与此同时，斯塔尔夫人继承了家族温和中立的政治衣钵，不遗余力地对拿破仑展开抗争。1804年，内克尔在71岁时与世长辞。

革命并没有建立起代议制的负责政府，但是，它将财务文化和问责制度引入了政治生活，这反过来又为未来的会计核算改革奠定了基础。借助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内克尔的《上国王书》开创了一种对政府实施评价的全新途径，这本小册子也成为现代预算制度甚至财经媒体的前导。全欧洲，甚至北美洲都竞相模仿。1790年，托斯卡纳大公（GrandDukeofTuscany）以及未来的奥地利皇帝彼得罗·莱奥波尔多（PietroLeopoldo）出版了自己的政府账户报告书。即使是宪政治下的英格兰和创立之初的美利坚，也对《上国王书》和法国的会计改革给予了密切关注。对法兰西而言，尽管它长期以来一直在政府财政问责方面历经坎坷，但最终为构建现代责任政府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参考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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