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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补短型增长与升级型增长（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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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发展

第三章补短型增长与升级型增长

刘世锦

经过近十年的增速回落后，中国经济逐步转入中速增长平台。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速是如何发生的，中速增长期的增长动能源于何处，这是两个对理解中国经济走势至关重要又相互关联的问题。本章首先讨论了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然后提出了中速增长期的两种增长类型，即补短型增长与升级型增长，强调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的重要性，最后分析了与这些增长相配套的重要改革选项和正确的改革机制和方法论。

影响中国经济减速的重要变量

十年前，在研究二战以后工业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将会下一个大的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采取“四万亿”刺激政策后，经济快速回升至高速增长轨道。对中国经济将要下台阶、增长阶段转换的说法，认同者甚少。但此后这个过程确实发生了。

在经历了多年的增长减速后，特别是2019年三季度增速低至6%以后，社会上又出现了一种担忧，认为经济将大幅下滑，甚至见不到底，主张通过大力度的财政货币刺激手段稳增长。而我们的看法是，除非出现类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这次新冠疫情的巨大外部冲击，中国经济继续深度回落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反，中国经济正在稳下来，进入一个十年左右的中速增长稳定期。十年前后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背后反映了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逻辑。

中国经济减速，由高速转向中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至少应当关注以下几个重要变量。

第一，重要需求和相关产业历史需求峰值的相继出现。所谓历史需求峰值，是指在整个工业化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某种需求数量最大或增长速度最高的那些点或区间。这是我们在观察工业化历史经验时注意到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从微观角度看，历史需求峰值与消费者行为相关。消费收益递减规律决定了人们对某种产品的需求是有限度的，如家用电器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一个家庭通常有一两台就够用了；即使是城镇居民住房，人均达到三十多平方米后就差不多了。当然，这些都会受到已有技术和资源条件的约束。

在现实经济分析中，历史需求峰值是一个宏观现象，是大量个体消费行为的集合，由社会全体消费者的行为决定。收入水平及其结构、消费者个人或某个集体的消费偏好、供给能力和结构、体制和政策约束等，都会影响历史需求峰值出现的时点和形态。

直观地看，历史需求峰值似乎是一个需求侧现象，实际上它是由技术驱动的。如果没有技术变革，生产出相应产品，需求无从谈起。蒸汽机由瓦特推动，汽车的大规模普及与福特流水线密切相关。由此而论，历史需求峰值本质上是一个技术问题，供给侧的问题。

第二，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与结构的变动。这是经济学家最常提到的变量。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减少，每年减少的数量从二百多万人到近年来的四五百万人。这与年轻一代学习时间延长有关，更多的则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2018年中国的就业人数总量负增长，出现拐点。

增长减缓对就业的冲击，是近年来宏观决策中优先考虑的因素，稳增长就是为了稳就业。从实际情况看，冲击主要是结构性的，如重化工业减速、出口减速等对相关行业就业的影响。在总量上，就业基本稳定，一个百分点GDP增长吸收的就业人数，从十年前的一百多万人，增加到近年来的二百多万人。就业人数既会受经济减速的影响，同时它本身就是经济减速的重要变量。

第三，可利用技术的减少。后发经济体能够实现更高的增长速度，一个重要条件是能够利用先行者已经发明和推广的先进技术，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此，当年的美国对英国的追赶也是如此。尊重保护知识产权与向后起者转让技术并不矛盾，运用技术优势恰恰是先行者对外投资和扩张的驱动力。

这里需要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是，技术中包含的可编码知识与不可编码知识对技术转让的影响。可编码知识，如机器设备中包含的技术知识，写入操作手册中的工艺流程等，学习成本较低，易于实现转让。而不可编码的知识，如必须通过“干中学”才能获取的知识，尤其是那些尚处在创新酝酿阶段的难以条理化的知识，则转让成本较高，或难以转让。对后发经济体来说，拥有更多的可编码知识的技术，意味着具有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相同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潜能，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无疑受到已有先进技术特别是可编码知识技术的驱动。

经过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形成了联合国界定的最为完整的工业门类。这是迄今为止其他国家未所能及的。在技术水平上，中国过去主要是跟跑，近些年来已经在部分领域“并跑”，在有的领域“领跑”。当我们说到这些成就时，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已有的可利用技术正在减少，特别是那些容易学的可编码知识技术已经不多了。

第四，资源环境接近或达到了临界状态。随着重要需求和工业产品达到历史需求峰值，对应的部分能源资源人均消耗水平，也接近或达到国际比较意义上的峰值。污染物排放，特别是碳排放，正在挑战环境容量和气候变化的底线。事实上，相当多的区域排放已超过临界值。当严重雾霾天气影响日常生活工作时，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在吃饱了、穿暖了，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为何难以呼吸到一口新鲜空气？由此反思一个本源性问题：我们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传统工业化是通过“改造”自然环境加以推进的。过去很长时间内，人们对这种“改造”的成本认识不足，甚至视而不见。但这种成本总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并且日益尖锐地威胁到传统工业化的可持续性。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从长期看，并非对传统工业化方式漏洞的简单弥补就可应付，而是要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推动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向绿色发展方式的转换。

无疑，与经济减速、增长阶段转换相关的因素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但以上几条足以说明这种变化的必然性。在上述几条中，历史需求峰值是需求侧的，其他三条基本上属于供给侧。以往增长研究主要集中于供给侧，现在看来要增加对需求侧的关注。供给侧要素，如人口和劳动力、技术、资源环境等确实直接影响增速，但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人口和劳动力供给保持不变，高速增长是否可以持续下去？答案是不会。如把历史需求峰值的约束加上，增速依然会下降。把这些因素放在一个统一框架内进行解释分析，是一件现实中很有必要、理论上很有意义的工作。已有增长理论提出的收敛、趋同等说法，更多的是一种现象描述，缺少结构性逻辑分析。这也是进入减速期后认识“混乱”的一个原因。

中国经济减速、增长阶段转换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得到了更大范围历史经验的支持。经验是逻辑的外在体现。我们对经济减速的研究，就是始于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历史经验的关注。这些经济体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然而，在经历了长达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按照麦迪森的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时，无一例外出现减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一转换，日本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增速降到4%左右；韩国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增速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发生在80年代后期，由于当时抓住了信息产业发展的机遇，增速保持在5%~6%。

回到中国当前的增长态势，多项研究表明，2020年以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到5%~6%。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乐观的估计。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继续维持6%以上的增速难度很大。今后一段时间，宏观经济增速可能有0.5~1个百分点的回落，但这或许是由高速到中速的最后一跌，然后稳定在5%~6%或5%左右的中速增长平台上。

这样一种展望并非悲观，而是体现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对经济增长长期分析逻辑框架之上的。以这一框架为背景，2016年下半年到目前为止，处于初步触底期；此后将会逐步进入5%~6%或5%左右的中速稳定增长期，借鉴有关国际经验和对未来增长潜能的研究，这一时期有可能延续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速稳定增长期将会呈现若干新的特点，比如，持续下行压力明显减少，中速增长平台逐步得以展现；增长的波幅减小，稳定性增强，但中速平台上的周期性波动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影响加大。

补短型增长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

中速稳定增长期是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新场景。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对于以往习惯于10%左右高增长的经济体来说，5%左右的中速增长似乎“唾手可得”。这里存在着一种可称为“数字幻觉”的现象。增长速度是分子分母共同决定的，作为分母的增长基数每年都在扩大，作为分子的新增量增速相对放缓，但每年也在增长。近年来中国经济提供了全球近30%的新增量，其规模相当于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总量。从数据上看，基建、房地产等投资增速明显降低，但实际规模均超过以往。在这样一个水平上保持5%左右增速的难度往往被低估了。中速增长期的增长动能，本研究项目以往成果中已有不少讨论。概括地说，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补短型增长，另一种是升级型增长。

所谓补短型增长，是指低收入阶层追赶中高收入阶层带动的增长。这样就引出一个重大议题，即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所谓中等收入群体，按中国官方统计标准，是指三口之家收入处在10万~50万元的人群。目前中国这一群体的规模大约为4亿人。我们认为，应当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战略，争取用十年或略多一些的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中等收入群体从目前的4亿人增长至8亿~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以上。

提出这一目标的首要原因是，低收入群体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将会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最为重要的增长来源。最近有个说法，10亿人尚未坐过飞机，5亿人尚未用上马桶。这是中国内需增长最大的潜能所在。同样需要提出的是，提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缩小他们与中高收入阶层的差距释放出来的需求，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直接匹配处在过剩状态的已有产能。

另一个原因是，当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后，才能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拉美和东亚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验表明，过大的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往往成为社会不稳定乃至陷入混乱的起因。不仅如此，近些年美欧等国家情况显示，即便进入高收入社会，收入差距过大、中等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停滞，依然可能催生民粹主义，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极端化倾向。

如何在发展过程中保持适度的、可承受的差距，有三个因素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增长潜能。较大的增长潜能可以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改善自身状况的机会；这些机会存在，可以直接影响预期。从长期看，增长潜能取决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进展程度。在科技潜能既定情况下，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状态、发展权利的开放和保护程度以及特定政策体系等，都直接制约着增长潜能的释放。

第二，社会流动性。流动性意味着已有生产和分配格局改变的可能性。低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能够产生收入差距缩小的效应。流动性也直接影响着预期，即使收入差距较大，如果存在较大的流动性，尤其是由下而上的流动性，低收入阶层仍有可能保持积极预期。较大的增长潜能可以提供较多的流动性机会，但在前者既定条件下，权利开放的平等性，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机会均等，成为人们更为关注的约束因素。

第三，人力资本的弹性。这里说的人力资本弹性，可以理解为人力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适应性。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的适应性下降。部分劳动者无法适应变动而退出原有工作岗位，教育培训的缺乏又使他们难以提升人力资本，由此导致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性。

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述三个因素可以形成不同组合。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规模空前的劳动力横向和纵向流动，最为壮观的是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流动。尽管农村人口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相对于当时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用人需求，稍加培训就可以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近十年来，拉动高速增长的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出口相继越过历史需求峰值，加上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口转向非农产业的速度已经大为减缓。2018年农民工人数增加仅为100多万人。与此同时，伴随着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如出口产业的减速、重化工业的去产能、房地产和金融部门的过度膨胀等，都引出了劳动力结构匹配的矛盾。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低收入阶层人力资本质量偏低导致的流动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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