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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巨额债务天量数据及法国大革命（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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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巨额债务、天量数据及法国大革命

陛下……要模仿英国，公开账户信息……这实在有损国家的形象……

——法国外相韦尔热讷伯爵向路易十六的陈述，1781年

50年之后，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Hutcheson）所制作的英国预算数据手册，依然难以在欧洲或美洲找到类似的身影。要想使会计信息成为社会参政议政、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需要法国人展开一场有关数据的辩论，也需要法国大革命的强力推动。在对会计数据和政府诚信展开辩论的最初时刻，人们对各类数据就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部分针对的是政府执政的诚信和财务数据的准确。这场斗争将政府账户信息在现代政治管理中的应用普及开来。

会计核算和诚信执政的社会思潮在法国而非荷兰或英国一直绵延不断，这一点让人感到十分惊奇。我们知道，荷兰的政治领导者熟练掌握会计核算知识，而且政府行政管理相对开明。英国的议会体制、立宪政府和负责债务管理的中央银行等相互作用，组成的财务问责机制是18世纪专制统治下的法国所不具备的。也许正是开明政治管理体制的缺乏，才使法国人对公开账户信息和实施政府问责的政治诉求以更加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1]MarcNikitin，“TheBirthofaModernPublicSectorAccountingSysteminFranceandBritainandtheInfluenceofCountMollien，”AccountingHistory6，no.1（2001）:75-101;YannickLemarchand，“Accounting，theStateandDemocracy:ALong-TermPerspectiveontheFrenchExperiment，1716-1967，”LEMNAWP201043（2010）:1-26;Seaward，“ParliamentandtheIdeaofPoliticalAccountabilityinEarlyModernBritain，”59.InEnglish，thisclearlymeantbothfinancialandpoliticalaccountability.InRomancelanguages，accountabilityisstilltranslatedas“responsibility.”Alsosee“Accountability”intheOED.OnEnglishpublicaccounting，seeWilliamF.Willoughby，WestelW.Willoughby，andSamuelMcCuneLindsay，TheSystemofFinancialAdministrationofGreatBritain:AReport（NewYork:D.Appleton，1917）;P.G.M.Dickson，TheFinancialRevolutioninEngland，81;JohnTorrance，“SocialClassandBureaucraticInnovation:TheCommissionersforExaminingthePublicAccounts1780-1787，”PastandPresent78（1978）:65;HenryRoseveare，TheTreasury，1660-1870，1.

约翰·亚当斯（JohnAdams）在1778年的巴黎之行中，写下了为众人所关注的著名观点，那就是与时代已经格格不入的法国君王及手握种种特权的贵族阶层故步自封，把自己局限在纸醉金迷的小圈子里，丝毫不管大多数法国人已经日益陷入水深火热的贫苦境地。政府也曾经努力削减开支，即便如此，面对政府可能在债务利息方面违约的威胁，市场利率水平依然一路飙升。要想降低政府债务水平，抑制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的飙升，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法国那帮不可一世的贵族和大地主征税，因为这些人虽然不足总人口的3%，却掌管着全法国90%的财富。100多年来，对于征收5%以上税率的改革努力，或者其他所有的改革措施，法国的精英人士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抵制，他们尤其反对对国家财政账户进行审计，认为这是掌握他们手中所持财富的第一步，能征税就更好了。

法国会计核算和问责的文化传统一直存在，却只限于一小群商业经营者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范围内。1716年，路易十四去世一年后，在摄政王菲利普·德奥尔良（PhilippedOrléans）的破产政府统治下，承担着对“税收农场”这一私人征税体制实施改革任务的财政官员，也就是力主改革的巴黎兄弟制订了改革方案，试图理顺征税体制，并对独立的收税员的工作进行审计。1716年7月10日，他们发布法律声明，要求所有收税员和政府会计师上交其收据资料，并记录日记账，以供当地的会计“管控者”进行审计。他们将把各地的管理用日记账综合起来，编成按照复式记账法记录的总账。作为这部法律的一部分，会计手册的简略版被巴黎兄弟通过海报方式向社会公开。他们声称，曾经专属于商人和会计师业务领域的会计知识，如今将成为政府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2]YannickLemarchand，“IntroducingDouble-EntryBookkeepinginPublicFinance，”Accounting，Business，andFinancialHistory9（1999）:228–229.Fortheposters，see“ModellesdesRegistresJournauxqueleRoy，ensonConseil，VeutetordonneestretenusparlesReceveursGénérauxdesFinances，CaissierdeleurCaissemune，CommisauxRecettesgénérales，ReceveursdesTailles，EtautresReceveursdesImpositions（...）.ExecutiondelEditdumoisdujuin1716.desDéclarationsdes10Juin1716.4Octobre&7Décembre1723.EtdelArrestduConseildu15Mars1724portantRéglementpourlatenu?desditsRegistres-Journaux（1724）.”

毫无意外，这些改革措施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收税员采纳复式记账法的进度十分缓慢，这既是因为学习这种方法有一定难度，也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借助征税权谋利的特权（或者是出于对巴黎兄弟争夺权力和可能独揽大权的担心，他们本身就是令人生畏的政府财政官员）。这种情况的变化，恰逢1716年约翰·劳的通用银行（BanqueGénérale）的设立及其密西西比计划的发端。对这位才华横溢但最终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苏格兰人财务官来说，清晰的账簿核算并非优先考虑的工作内容。在金融界和旧贵族（他们畏惧征税，抵制任何对自身特权的冲击）的敌对，以及劳本人广泛的影响下，1720年，巴黎兄弟遭到了放逐。而皇恩雨露变幻莫测，1721年，在劳的密西西比泡沫破灭后，法国政府无力应付这场财务危机，首相红衣主教杜布瓦（Dubois）又把他们召集回来。

尽管巴黎兄弟从来没制订出与沃波尔救助计划类似的应对方案，但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他们还是继续推进会计体制改革。对他们来说，会计核算改革不仅是可以用来推动整个国家发展进步的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治国理政工具。在一篇可能是为政府管理提出建议的秘密报告中，克劳德·帕里斯·勒·蒙塔涅（ClaudeParisLeMontagne）声称，实现“政府平稳有序运行”的唯一途径，就是借助复式记账法实现财务问责制度。他坚持认为，对私人包税商等影子金融（shadowfinance）行为秘而不宣，是不利于专制君王统治的稳固的。他警告说，遮掩将会导致腐败，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通过“踏实的几何方案”，按照复式记账法记录的“客观数据表格”，对各省财政情况实施“整体掌控”。他由此总结道，公开信息和复式记账核算法构成了“公众利益”的基石。

[3]ClaudeParisLaMontagne，“TraittédesAdministrationsdesRecettesetdesDépensesduRoyaume，”（1733）AN1005，II:3-8，48-49，55，66，336.Itisnotclearifthistreatisewasearlierthanthe1733dateonthemanuscript.OntheParisbrothersaccountingreformsofthe1720s，seeDeclarationduRoyconcernantlatenuedesRegistresJournaux（Versailles:October4，1723），1，whichcodiedinlawthepracticethatall“Accountants，Treasurers，Receivers，Cashiers，AccountantsApprenticesinourFinances，TaxFarmsanddepositoriesofpublicfunds”wouldhavetofollowastrictlawofdailydouble-entryaccountingbykeepinga“DailyRegister.”

尽管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但巴黎兄弟的行为对政府的大政方针没有产生持续的影响。在劳主导的经济泡沫破灭的冲击下，无论公众还是政府人士，都很少有人能够完全理解会计核算和政治问责的基本概念。法国并非商业文化浓厚的英国，法国摄政王也与荷兰人相去甚远。此后，巴黎兄弟抱怨道，摄政王“从没有翻看过账簿（政府财务总账）首页之外的内容”。对于围绕法国科学院报告展开的争论，巴黎兄弟原本寄予厚望，但这场辩论从未触及问题的实质。

在法国经济辩论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是重农主义者，这些具有创新意识的经济学家认为，农业生产和自由市场才是财富的源泉。重农主义者有宏伟的想法，其理论也注重数据信息，但是对于哈奇森或者巴黎兄弟所做的那些针对会计账户和政府预算的财务分析，他们从未涉及。其中最著名的观点，是由弗朗斯瓦·魁奈（Fran?oisQuesnay）、文森特·德古尔内（VincentdeGournay）以及安妮-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Turgot）等法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也就是广为人知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这是一种基于市场自由法则的商业理论。在亚当·斯密提出其观点之前，这些经济学家希望，通过提高政府补贴、实施价格管制和行业垄断，“看不见的手”将推动农业生产，提高国民财富水平。在一个自动平衡调节的市场中，并不需要政府采取大规模的财务管理。尽管魁奈利用数学知识对经济理论进行了研究，戴高乐以及杜尔哥也都是熟练的会计师，但他们出版的著作很少会包含关于复杂数据、账户信息或者政府预算的分析内容。就在英国人对政府税收凭据、借款利率以及救助基金等争论不休的时候，法国人却生活在一个金融信息的孤岛上，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他们信奉秘密主义的专制君王。

但是，重农主义者和自由市场的开创者也认为，政府债务将有损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事业的进步。他们的观点与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的观点不谋而合，休谟在1751年形容政府债务是“危险”且“不顾后果的”，最终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极大的危害。对于政府选择财政盈余还是财政赤字，休谟以预见式的词汇进行了描述：“一国如果不能解决政府债务，那政府债务就将毁灭这个国家。”回顾历史，休谟就如先知一般：1776年，面对难以偿还的债务和巨额政府财政赤字，法国王室早已经濒临破产。事实确实如此，1789年，当革命的洪流席卷而来的时候，法国社会的旧秩序被扫荡一空。但是，国家依然存在，因此，政府债务也并未消失。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对其加以管理。

[4]DavidHume，“OfPublicCredit，”inEssays，Moral，PoliticalandLiterary，2:ix，2，and2:x，28;J.G.A.Pocock，TheMachiavellianMoment，496-497;IstvanHont，“TheRhapsodyofPublicDebt:DavidHumeandVoluntaryStateBankruptcy，”inJealousyofTrad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andtheNation-StateinHistoricalPerspective，ed.IstvanHont（Cambridge，MA:BelknapPressofHarvardPress，2005），326;EugeneNelsonWhite，“TheFrenchRevolutionandthePoliticsofGovernmentFinance，1770-1815，”JournalofEconomicHistory55，no.2（1995）:229;MichaelSonenscher，BeforetheDeluge:PublicDebt，InThequality，andtheIntellectualOriginsoftheFrenchRevolu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7），1-3;DanEdelstein，TheTerrorofNaturalRight:Republicanism，theStateofNatureandtheFrenchR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9），102;EdmundBurke，ReflectionsontheFrenchRevolution，inReadingsinWesternCivilization:TheOldRegimeandtheFrenchRevolution，ed.KeithMichaelBaker（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7），432.

法国公众越来越希望了解自己国家财政信息的详细内容，以及承担的巨额债务情况。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2）引发的社会动荡中，随着法国承担的巨额债务日益膨胀，路易十六（LouisXVI）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举债。尽管早期的改革派人士已经对税收征管体系进行了一定的改进，但由私人包税商主管的税收体制滥用现象依然如故，而且如果考虑法国所承担的巨额债务，财政负担就变得越发沉重。由于国家缺乏统一的核算体系，没有人确切知道国家的财政收入水平或者未偿贷款额度。作为国王的私人包税商，农民和登记员的记录零零散散，在上一财年数据不实的情况下，第二年的账户信息依然十分原始，而且经常漏洞百出。每3年一次的审计工作力度不足且流于形式，这为账户作假提供了充分的时间。有些省的财务官甚至在19年后才将其账簿记录汇总到皇家账户。与此同时，这些不负责任的收税员一边截留国库税收，一边以很高的利率向国王放款。贪污腐化实际上已经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

由于无法获得贷款或增加财政收入，1777年，法国国王任命著名的新教徒、瑞士银行家雅克·内克尔（1732—1804）为法国财政部部长。内克尔是平民出身，作为日内瓦当地和法国的银行家和贸易商，他通过谷物投机以及管理法国东印度公司赚了大钱。他的爱人主持召集著名的沙龙，参加者都是巴黎艺术界、文学界和科学领域的名人，包括狄德罗（Diderot）、达朗贝尔（dAlembert）、格林姆（Grimm）、马布利（Mably）和德方夫人（Mme.duDeffand），还有内克尔夫人曾经的爱人爱德华·吉本，吉本当时恰巧正在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of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1776—1778）。

不管内克尔有什么缺点，通过法国的谷物贸易市场和上市公司经营而积攒其财富是需要一定的道德取舍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成功的管理者，也是一位具备较高文化素养、有壮志雄心的人物。他自身的才华、财务方面的精明，以及通过参加内克尔夫人的沙龙而对外界视角和公众观点的了解，都让他成为巴黎政界和社会领域的一个强势角色。最重要的是，他与日内瓦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其成为代表法国王室向前者借款的重要渠道。当时的法国在经历了七年战争（SevenYearsWar）和北美独立战争后，政府债务已经膨胀到远超30亿里弗的天文数字。按照平均5.5%~6%的利率，每年还本付息就需要3亿里弗，该数额超过了政府每年财政支出的50%，也远远超过政府一半的财政收入。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法国面积13大小的英国，成功地应对了类似规模的政府债务问题，部分原因在于，后者每年通过独立的中央银行借款的利率只有3%。

内克尔采取了措施，试图让包税商在将收上来的税上交之前，停止将资金借给王室的行为，同时，他还希望收税员能够准确记录日记账，以便随时可以对其进行审计。他建议，将48位包税商的数量削减34，让12个受到严格审计的收税员取而代之。在1778年10月18日的会计监管规定中，内克尔试图根据其严格审计下的复式记账账簿，将全国财政体系集中为一个单独的账户，并对其进行管理。

内克尔的这些举措，威胁到法兰西王国整个自成一体的金融阶层，在这一点上，他与此前的改革先行者毫无二致。而自然而然的是，每当特权阶层受到威胁的时候，贵族人士就能闻到血腥的味道。在抵制改革长达一个世纪之后，他们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就缴械投降。

[5]JeanEgret，Necker，ministredeLouisXVI1776-1790（Paris:HonoréChampion，1975），123，170;MichelAntoine，Lecoeurdelétat（Paris:Fayard，2003），506-519;Burnand，Lespamphlets，80-81;JeanEgret，ParlementdeDauphinéetlesaffairespubliquesdansladeuxièmemoitiéduXVIIIesiècle（Paris:B.Arthuad，1942），2:133-140;Marie-LaureLegay，“TheBeginningsofPublicManagement:AdministrativeScienceandPoliticalChoicesintheEighteenthCenturyinFrance，Austria，andtheAustrianNetherlands，”JournalofModernHistory81，no.2（2009）:280;Shovlin，ThePoliticalEconomyofVirtue，148.

不久之后，在一片猛烈的宣传声浪下，大众媒体开始对内克尔展开抨击，未来的财务大臣卡洛纳（Calonne）不无恶意地称其为一种公众舆论的“病态”表现。作为信奉新教的外国人，身为财政大臣和瑞士信贷银行的行家里手，当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流行媒体肆意玷污的时候，内克尔震惊得无以复加。在谣言和诽谤四起的巴黎舆论环境中，内克尔简直就是最理想的被攻击对象。

正如内克尔那名气更大的女儿、作家斯塔尔夫人（MadamedeSta?l）随后所说，她的父亲受益于公众舆论，并在最开始的时候坚持认为，公众舆论属于一种理性的政治势力。但随着他主导的改革走向深入，对他本人的攻击也越来越尖锐，并带有威胁的成分。1780年，一份善于中伤人的小册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巴黎律师雅克-马蒂厄·奥热尔德（Jacques-MathieuAugéard）发表了匿名文章《杜尔哥先生给内克尔先生的一封信》（LetterfromMonsieurTurgottoMonsieurNecker），其中包含大量的财务信息，让人们觉得作者必定是一位政府内部人士。奥热尔德抨击内克尔作为一位瑞士银行家，一心从法国政府攫取财富并据为己有（他声称，总数有175万里弗之多）。他对这位“日内瓦人”的会计才能进行了批评，声称“内克尔比我们这些从事金融行当（会计核算和记账等）的门外汉要懂得多”，并认为内克尔除了“在金融和资金方面的写写算算”，其他的不值一提。更为严重的是，奥热尔德指控内克尔是另一个约翰·劳，认为他正在大肆印刷用于投机的纸币，这将会导致另一起密西西比泡沫式财务危机。他还警告说：“1720年的例子仍然历历在目。”

尽管奥热尔德嘲笑会计核算，但在这场公开论战中，他利用数据作为自己的攻击武器，举例来说，他认为内克尔对包税商的改革，使包税商付出了9800万里弗的代价。此外，他还指控内克尔谎称单就法国金融家所持有的公司而言，如果能把这些公司未缴纳的税征收上来，其金额就高达2.5亿里弗：“先生，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如果你能屈尊让我协助你算一下这个数据就好了，因为我才是真正的知情人。”这些数据证据、反驳言论和叙述性的控诉一起袭来。影响力十足的舆论制造者德方夫人声称，6000份由奥热尔德编制的手册在巴黎和凡尔赛迅速销售一空。从奥热尔德的《秘密回忆录》（MémoiresSécrètes）中可以发现，随后他幸灾乐祸地认为，自己的小册子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

1780年，政治宣传已经成为一种高度发达而又杂乱无章的文化手段，直到此时，内克尔依然能够做到洁身自好。然而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接踵而至，不断迎合大众的心理，甚至借用看起来极具迷惑性的财务计算来说服公众，在这种情况下，内克尔别无选择，只能回击。作为首相自降身价，陷入政治辩论的泥沼，这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十分危险。内克尔本来可以利用其政治地位来禁止那些具有挑衅性的出版作品的出版发行，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并不显著，当时整个法国根本不存在真正有效的审查手段。因此，面对这些危及自身地位、损害自己名声的出版刊物，他只能从法院和社会两方面同时着手，对这些论述采取控制措施。

1781年，内克尔出版《上国王书》，说明了法国当年的财务状况。内克尔骄傲地指出，这在法兰西王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作为财政部部长，他展示了自己对财务管理负责的态度，并向公众披露了计算过程，展示了当年1020万里弗的预算盈余。

[6]MichelAntoine，Lecoeurdelétat，506-519;Burnand，LesPamphletscontreNecker，80–81;JacquesNecker，SurleCompteRenduauRoien1781.NouveauxéclaircissemensparM.Necker（Paris:H?teldeThou，1788），7–8;Stourm，Lesfinancesdel“AncienRégimeetdelaRévolutionm，，2:194-197;RobertD.Harris，“NeckersCompteRenduof1781:AReconsideration，”JournalofModernHistory42，no.2（1970）:161–183;RobertDarmton“TheMemoirsofLenoir，LieutenantofPoliceofParis，1774-1785，”EnglishHistoricalReview85，no.336（1970）:536;Egret，Necker，170;JeremyPopkin，“PamphletJournalismattheEndoftheOldRegime，”Eighteenth-CenturyStudies22，no.3（1989）:359.ForNeckerssurplusnumberseeJacquesNecker，Compterenduauroi（Paris:ImprimerieduCabinetduRoi，1781），3.1livre=0.29gramsofpuregold;1livre=20sols，orsous;1sou=12deniers.

正如一份时事手册描述的那样，在此之前，政府从未公开过财政预算情况，蒙在鼓里的民众只能通过“胡乱猜测”来估计真实的财政状况。面对一个向自己征税、军费支出庞大而且为建造凡尔赛宫拨出巨资的政府，民众对财政状况进行了解的需求日益迫切。内克尔的举措，恰巧填补了这种财政信息的空白。在社会将公开财务信息用作评估政府运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时，内克尔的《上国王书》的出版标志着这个关键时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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