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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东西方碰撞的火花（第3页）

在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的几年里，韩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是这样描述的：“1953年……首都汉城（现首尔）先后四次易手，每一次都伴随着敌对党派之间的苦战。城市的供电几乎为零，当时韩国硕果仅存的工业是纺织业。”实际上，当时朝鲜的工业化程度要高于韩国。韩国1960年的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是个名副其实的穷国。

当我最近回到韩国时，已经很难把它同几十年前生活和热爱过的穷苦的韩国联系起来了。如今，韩国的人均GDP超过了2.75万美元，韩国的“韩国援助”项目积极帮助贫困国家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TheU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韩国是如何完成这一惊人的转变的？

[4]尽管韩国大幅投资“重”工业，例如钢铁和造船业等。但是，韩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如今的经济转型，从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到2.7万美元这一13400%的巨变中，重工业投资本身并未发挥太大作用。当然，重工业有所帮助，但是，很难说它是引发韩国令人惊叹的经济转型以及随后而来的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原因。以造船业为例，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单就数字而论，造船业只占韩国GDP不到2%，出口总额不足10%（钢铁行业同样不到2%）。从就业角度来说，造船业的就业人数大约是韩国就业总人口的0.65%。毫无疑问，这一行业本身对韩国经济的意义极为重要，但是，它无法成为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在50年间从不足200美元到超过2.7万美元的这一转变的合理解释。

经合组织造船工作小组（CouncilWorkingPartyonShipbuilding），“关于韩国造船业和相关政府政策的同行评审”（PeerReviewoftheKoreanShipbuildingIndustryandRelatedGovernmentPolicies），经合组织（2015年1月）：7-9，http:.oecd.com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_documentpdf?cote=cwp6（2014）10final&doclanguage=en。

“汉江奇迹”是很多重要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例如文化、目光远大的领导人、重工业、外贸、来自美国的援助、地缘因素等等。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很少有人提到韩国的创新，而创新恰恰是韩国完成这一转型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三星、现代、LG和起亚汽车都在韩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企业如今被视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企业的一分子。以三星为例，在韩国1.1万亿的GDP中，大约15来自这家企业。然而，在这些企业初创的年代，如果说它们有朝一日会成为笑傲全球的重要企业，一定没人相信。韩国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

起亚（KIA）成立于1944年，当时的名字叫“京城精密工业”（KyungsungPrecisionIndustry），是一家生产钢管和自行车零件的毫不起眼的小公司。起亚发现，韩国人需要更方便的出行工具，其中暗藏着大好的商机。起亚因此做出了彻底的整合，完全投身于自行车生产当中。1952年，起亚推出了Samchully自行车，它是韩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几年之后，起亚开始组装本田公司授权的摩托车。1962年，起亚推出了一款名为K-360的三轮车，这是起亚涉足汽车制造行业的初次试水。K-360让韩国人的出行变得更加便捷。紧随其后，起亚推出了K-600，其同样也是一款三轮车，但它拥有更大的储物空间和更高的燃油效率。1974年，成立30年之后，起亚生产了第一款乘用轿车Brisa。

起亚把未消费者作为目标用户，这个战略帮助起亚避免了与成熟汽车厂商的正面竞争。1944年是汽车制造技术大发展的一年。福特汽车已经成立了40年；通用汽车收购了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凯迪拉克（Cadillac）和庞蒂亚克（Pontiac）；三菱生产汽车的历史接近30年；丰田也在1936年推出了第一款乘用汽车。民众认识了汽车，接受了汽车，并把汽车当作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富裕国家里，汽车市场一派生机勃勃，很多人意识到了拥有汽车的价值。当时的很多行业都是围绕汽车产业发展起来的。起亚拥有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这是可资利用的竞争优势。它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锁定消费市场，与其他汽车厂商正面较量一番。

恰恰相反，起亚选择从自行车做起，逐步过渡到三轮车，几年之后才开始生产乘用汽车，并且是面向未消费市场的乘用汽车。起亚为韩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令人叹为观止。从自行车、三轮车发展至今，起亚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厂商之一，直接雇用的员工超过3万名，营业收入约为500亿美元。2015年6月，起亚出口了公司历史上的第1500万辆汽车，此时距离这家公司首次出口10台Brisa汽车到卡塔尔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

三星的故事与起亚十分类似。三星成立于1938年，主要业务是在贫困得令人窒息的韩国销售鱼干、面粉和蔬菜。战争结束后，三星进入了其他行业，例如保险、零售和纺织行业。三星进入电子行业的时间是1969年，三星电子的第一款产品是黑白电视机。这种电视机的图像质量异常糟糕，以至于它常常成为“订阅杂志的赠品”。紧随其后的是一种廉价电风扇和低端空调。1983年，三星推出了第一款个人电脑。

和索尼一样，三星最早的产品质量非常差。1993年，三星首席执行官李健熙（LeeKun-hee）向公司管理层下令整改，提高产品质量。李健熙提出了著名的口号：“改变一切，除了老婆孩子。”三星把15万件以上的电子产品堆在一起，在生产这些产品的员工面前将它们付之一炬。这一惊人之举唤醒了三星员工，使他们意识到低成本不一定代表低质量。李健熙成功了。

1994年，三星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256兆位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芯片；1998年，三星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大规模量产的数字电视；2006年，三星成为全球最大、盈利最多的消费电子产品企业。三星一个数字研发中心的占地面积相当于30个橄榄球场那么大。2017年，三星的研发经费是127亿美元，排在亚马逊和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之后，稳居全球第三位。

三星的产品范围极广，从洗衣机到冰箱，从智能手机到智能电视。由于持续不断地推陈出新，三星被普遍视为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三星也是十大全球品牌之一。

三星的创新不仅帮助它占据了全球领先地位，也对韩国经济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韩国之外的人们可能只熟悉三星笔记本电脑和盖乐世（Galaxy）系列智能手机。实际上，对韩国人来说，三星远远不仅是电子设备厂商。三星不仅是韩国首屈一指的电子企业，还通过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在众多领域里占据了显著的市场份额，包括家用电器、有价证券、人身保险、建筑、包装食品和化工产业等，而这些只是三星众多业务中的一小部分。如果生活在韩国，你每天消费的产品或者服务都可能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三星。

如果你还是不太清楚三星这个品牌在韩国有多大影响力，下面是个很好的例子。内特·金（NateKim）是协助完成本书相关调查的一位韩国朋友，他每年回首尔探望家人一次。内特告诉我，每次抵达仁川机场时，他的父母都会开着雷诺三星的SM5来接他[顺便提一句，车险是由三星火灾海上保险公司（SamsungFire&MarineInsurance）提供的]。内特和父母回到家里，这座公寓大楼是三星物产（SamsungConstructionandTradingCorporation）建造的。家里大部分的家用电器是三星品牌的，包括冰箱、洗衣机和烘干机、空调和电视机等。内特的一位表亲在三星医疗中心（SamsungMedicalCenter）做医生，另一位表亲在三星重工（SamsungHeavyIndustries）工作，它是全球最大的造船公司之一。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家长在家庭旅行时会带孩子去迪士尼乐园，而在韩国，内特的父母会带着他和弟弟去逛爱宝乐园（Everland），这是一座由三星拥有和经营的主题乐园。

1938年成立时，三星只有40名员工，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如今的三星是一个收入超过2200亿美元，员工约为50万人的庞大商业帝国。

创新具有极强的扩散性，一项创新通常会带来更多的创新。很多韩国企业纷纷效仿三星，现代、LG、浦项制铁（POSCO）等都对韩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浦项制铁，原名浦项钢铁公司（PohangIronandSteelCompany），是很多韩国企业最重要的供应商，也是韩国主要的钢铁出口企业。浦项制铁对韩国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这家企业2016年的产量约为4200万吨，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之一。55年前公司刚刚成立时，这一切是无法想象的。

20世纪60年代，世界银行来到韩国调研，探讨建造一座综合钢厂的经济可行性。世界银行得出结论是“为时尚早”。谁能责怪世界银行呢？当时的韩国不仅一穷二白，而且缺少铁矿石（炼钢必需的原材料），韩国距离所有方便获取铁矿石供应的地点都很远。除此之外，韩国也不具备建造和维护如此大规模重工业必需的技术能力。当时还存在一个市场消化的问题：即便韩国建成了一座这样的综合钢厂，产品卖给谁？日本也许是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是日本当时已经拥有好几家世界级的高效钢铁企业了。

浦项制铁把目光投向了国内。它把满足国内钢铁需求作为最初的目标，这帮助浦项制铁站稳了脚跟。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多个行业涌现出来，它们都需要钢铁这一重要物资。实际上，浦项制铁就是伴随韩国的汽车和建筑行业一同发展起来的。如今，韩国的汽车产业大约消费了浦项制铁25%的产出，建筑行业消费了28%。初创时期的浦项制铁简陋不堪，员工睡在工厂临时搭建的窝棚里，经常要吃拌着沙子的米饭，因为这样会感觉更饱一些。如今，浦项制铁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企业之一，年营业收入超过600亿美元。

浦项制铁不得不把公司运营的很多方面整合起来，而这为韩国经济带来了连锁反应，惠及其他产业。浦项制铁发现，“煤炭和机器都能进口，可是人才无法进口”，因此，为了满足公司发展必需的科技教育，在创始人朴泰俊（ParkTae-joon）的领导下，浦项制铁创办了浦项工科大学（Poha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简称POSTECH）和浦项产业科学研究院（ResearchInstituteofIndustrialScienceandTechnology，简称RIST）。浦项制铁领导人指出，浦项工大的成立是为了“满足自主研发需要，实现技术独立，做到产学研的稳固结合”。

最初，浦项工大只是一个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培训基地。随后，为了满足技术需求，促进韩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这座基地逐渐发展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其拥有20多个院系，覆盖数学、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等多个学科。随着韩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浦项工大经历了与时俱进的成长和进化。它的转型直接呼应了韩国经济需求的种种变化。浦项工大连续多年名列韩国国内大学排名榜首和国际大学排名前列，曾在伦敦的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HigherEducation）“50年以下百强大学”（100Under50）排行榜上名列榜首。该榜单从全世界历史不到50年的大学中选出前一百名，浦项工大排在第一名。

为了培训员工，浦项制铁必须建立一座学校。韩国因此拥有了一所一流大学。但是，应该说这所大学完全是为了特定使命而被拉进韩国的。假如浦项工大是被推动进入韩国的，它可能不会有现在的影响力。因为一所教育机构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与国内外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浦项工大做到了这一点。

韩国早已不是战后的那个穷国了，也不是我曾经生活其中的那个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了。支持这个国家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韩国企业对创新的不懈追求是创造和保持繁荣局面最关键的因素。今天的韩国克服了各个方面的贫穷和积弱，也包括政府治理在内。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改善了政府治理工作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繁荣和增长带来了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为政治自由铺平了道路，这在之前的韩国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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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发展让很多人错愕不已。1997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有人幸灾乐祸地说，被人称道一时的东亚奇迹“不过是一场海市蜃楼”，言外之意是这些亚洲国家终于自食恶果了。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能否从危机中复苏，一些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极为脆弱的基础之上的，其缺乏支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适宜体系和结构。然而，亚洲各国最终完成了经济复苏，并由此走向了进一步的繁荣。这些国家的知识水准、创新水平、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它们面对经济挫折时的韧性，带来了基础扎实的经济发展。一切充满希望。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亚洲国家做过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它们至少做对了创新这件事。

开辟式创新并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中国台湾最初的发展重心是非常简单的产品：为省内800万居民提供纺织品和加工食品。但是，中国台湾很快就把重心调整到了出口市场。在日本和韩国的发展中，创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新在中国台湾的发展中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并为其带来了繁荣的新局面。

当然，各国发展环境不尽相同，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发展环境，人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可以非常肯定的一点是，应该优先投资开辟式创新，即便在环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它一样能为贫困国家带来一条行之有效的通向繁荣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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