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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以贯之（第3页）

“达道”是人所共由的路（参看《论语》，子路从而后一章）。

因为儒家认定人生总离不了这五条达道，总逃不出之五个大伦，故儒家的人生哲学，只要讲明如何处理这些伦常的道理。只要提出种种伦常的标准伦理。

如《左传》所举的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如《礼运》所举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如《孟子》所举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故儒家的人生哲学，是伦理的人生哲学。后来孟子说墨子兼爱，是无父；杨子为我，是无君。无父无君，即是禽兽。

孟子的意思，其实只是说墨家和杨氏（老庄各家近于杨氏）的人生哲学，或是极端大同主义，或是极端个人主义，都是非伦理的人生哲学。我讲哲学，不用“伦理学”三个字，却称“人生哲学”，也只是因为“伦理学”只可用于儒家的人生哲学，而不可用于别家。

孔子的人生哲学，不但注重模范的伦理，又还注重行为的动机。《论语》说：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这一章乃是孔子人生哲学很重要的学说，可惜旧注家多不曾懂得这一章的真义。“以”字何晏解作“用”，说“言视其所行用”，极无道理。朱熹解作“为”，说“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也无道理，“以”字应当作“因”字解释。

《邶风》：“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左传》昭十三年：“我之不共，鲁故之以。”又老子“众人皆有以。”此诸“以”字，都解释为因为。凡“所以”二字连用，“以”字总解释为因为。孔子说观察人的行为，须从三个方面下手：

第一，看他因为什么要如此做；第二，看他怎么样做，用的什么方法；第三，看这种行为，在做的人身心上发生何种习惯，何种品行（朱熹说第二步为“意之所从来”是把第二步看作第一步了。说第三步道：“安所乐也。所由虽善，而心之所乐者，不在于是。则亦伪耳，岂能久而不变哉”，却很不错）。

第一步是行为的动机，第二步是行为的方法，第三步是行为所发生的品行。这种三面俱到的行为论，是极妥善无弊的。只可惜孔子有时把第一步的动机看得很重，所以后来的儒家，便偏向动机一方面，把第二步、第三步都抛弃不顾了。孔子论动机的话，如下举诸例：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动机不善，一切孝悌礼乐都只是虚文，没有道德的价值。这话本来不错（即墨子也不能不认“意”的重要。看《耕柱篇》第四节），但孔子生平，最痛恨那种聚敛之臣、斗筲之人的谋利政策，故把义利两桩分得太分明了。他说：

放于利而行多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但也却并不是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的人。《论语》说：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岂不是“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政策吗？可见他所反对的利，乃是个人自营的私利。不过他不曾把利字说得很明白，《论语》又有“子罕言利”的话，又把义利分为两个绝对相反的事物，故容易被后人误解了。

但我认为与其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动机，不如说他注重养成道德的品行。后来的儒家只因为不能明白这个区别，所以有极端动机的道德论。孔子论行为，分动机、方法、品行三层，已如上文所说。动机与品行都是行为的“内容”。

我们论道德，大概分内容和外表两部。比如我做了一件好事，若单是为了这事结果的利益，或是为了名誉，或是怕惧刑罚笑骂，方才做去，那都是“外表”的道德。若是因为我觉得理应去做，不得不去做，那便是属于“内容”的道德。内容的道德论，又可分两种：

一种偏重动机，认定“天理”（如宋儒中之主张天理人欲论者），或认定“道德的律令”（如康德），有绝对无限的尊严，善的理应去做，恶的理应不去做。一种注重道德的习惯品行，习惯已成，即是品行。有了道德习惯的人，见了善自然去做，见了恶自然不去做。例如良善人家的子弟，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养成了道德的习惯，自然会得善去恶，不用勉强。孔子的人生哲学，依我看来，可以算得上是注重道德习惯一方面的。他论人性道：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习”即是上文所说的习惯。孔子说：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这两章意同而辞小异，可见这是孔子常说的话。他说不曾见好德如好色的人，可见他不信好德之心是天生就有的。好德之心虽不是天生就有的，却可以培养得成。

培养得纯熟了，自然流露。便如好色之心一般，毫无勉强。《大学上》说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便是道德习惯已成时的状态。孔子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人能好德恶不善，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到了“好之”的地位。道德习惯变成了个人的品行，动容周旋，无不合理，如孔子自己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便是已到“乐之”的地位了。

这种道德的习惯，不是用强迫手段可以造就的。须得用种种教育涵养的功夫方能造得成。孔子的正名主义，只是要寓褒贬，别善恶，使人见了善名，自然生爱；见了恶名，自然生恶。人生无论何时何地，都离不了名。故正名是极大的德育利器（参看《荀子·正名篇》及《尹文子·大道篇》）。此外孔子又极注重礼乐。他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

恭而无礼则劳（有子曰，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诗与礼乐都是陶冶身心，养成良好道德习惯的利器。故孔子论政治，也主张用“礼让为国”。又主张使弦歌之声，遍于国中。此外孔子又极注重模范人格的感化。《论语》说：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因此他最反对用刑法治国。他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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