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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寒4（第1页）

气氛一下子上来了，大家开始议论纷纷。“对，你说的有道理。宋教仁提出让黎元洪当总统，他自己当总理的政治格局，不仅仅是袁世凯的忌讳之处，陈其美也不能接受。把孙排挤在外，这是万万不能的，不容许的，也办不到的。问题在于，和陈其美持同样观点的革命党人不少啊。”郭林问。

邓兆麟回答说：“除此之外，宋教仁为了在国会中得到多数，他许诺他执政后将放权，更大程度上推动‘地方自治’。宋教仁认为辛亥革命是以前的革命的继续，它不是集权政体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个插曲，而是一场更新政治、社会的民族和民主运动的又一个高潮。对于目前国内各省自治，各行其是的状况，他希望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商讨，使得这种松散的结构不致于走得太远。这种政治观点，陈其美和其它不少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一样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观点，完全背离了孙先生关于加强集权而不是削弱之的指示。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天，孙向海内外宣布五条政务之方针。现在的任务其实就是把袁世凯赶下台。不断地让各地的革命党人改组各省，重新统一到孙这面旗帜下。”

“那么，究竟是谁杀害了宋教仁？”郭林又一次追问了。还是邓兆麟来回答：“首先咎由自取的当数袁世凯或者赵秉钧。即使是赵秉钧，国人也会归咎于袁世凯。他想借刀杀人，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应夔丞死死地咬住了他，他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国人又一次领教了袁世凯的卑劣。其次，真正的内幕只有应夔丞清楚。正因为应夔丞死死地咬住了袁世凯，所以，我们的推理都是应夔丞给的。以上的分析只是推理，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结论。陈其美是有这个嫌疑，但请不要忘记，应夔丞还是帮会的头目，流氓也就最讲忠义两字。青帮也好，红帮也好，没有一个不知道三把半香的，这是他们共同尊崇的道德规范和江湖义气的信条，看应夔丞那种守口如瓶并且已经做好舍身成仁的样子，也许，历史就此打住。另外，据我们所知，在京时，宋教仁一度是住在赵秉钧家里的，他和赵有过多次的深谈。

宋教仁的民主梦想对赵秉钧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事实上，洪述祖才是那一边的关键人物。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为袁总统第六妾之内兄，他根本不必通过赵秉承，可以直接和袁世凯联络。赵秉钧也完全可能是替罪羊，而应夔丞才是部署和指挥的主要任务。那个洪述祖案发后，他不得不离开北京，躲进青岛德租界，很明显他对应夔丞‘飞蛾扑火’自杀式的这一招全然没有准备。“一般人认为，大祸临头，人的本能是自保。洪述祖以为应夔丞作为担当国民共进会的会长、江巡捕长、陈其美的谍报科长，他一定能摆得平这件事。洪述祖绝不会想到：应夔丞自投罗网似的被捕，让洪述祖现了原型。

人类的习惯思维是那个没有被楸住的、躲在幕后的人物才是关键人物，可是在这个案件里，恰恰相反。洪述祖惶惶然如丧家犬，他不是主犯，而是被人耍了，无处藏身的从犯。但是，他的逃亡，让人们产生遐想，以为一定是袁世凯在操纵这一切。这样的话，就达到了应夔丞的目的。“历史上有荆轲刺秦王，荆轲不一定是为了赵国的人民，也许只是报恩。同样的，应夔丞也许没有什么大的理想，也只是报答陈其美的知遇之恩。他的目的很简单，杀了宋教仁，把脏水引到袁世凯身上，让这个老奸巨猾的反革命，湿手蘸面粉，洗不干净。

“应夔丞在做孙的侍卫长时曾经处事不当，被孙遗弃。应夔丞应当有愧疚之心，长存赎罪只念。如果以他的死能让孙从一个尴尬无比的境界中脱身，应夔丞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从这一点来说，革命党的激进派中有现代式的荆轲，是他们的大幸。但是又是国人的大不幸。因为，应夔丞这次刺杀的是宋教仁，是一个唯一能将我们带向光明的人。

“人人皆知废八股提倡实学是正道，可到了真正废除科举考试时，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以至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感到一下子失去方向，人生渺茫之际，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新兴政治势力，对旧社会有极大的杀伤力。“宋教仁原本也是这股庞大的新兴政治势力中的一员，但是当他发觉如今的世界，中国已经不可能关起门来搞革命了，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国际大环境下一起考虑。宋教仁特别发觉，在中国的边上，有两个邻居在虎视眈眈，忘我之心不死，那就是沙俄和日国。

“但是，宋教仁的重要和伟大，应夔丞不一定知道。应夔丞的眼里只有陈其美和孙了。所以，应夔丞把宋教仁说成是个经济诈骗犯，曾经在几年前在日国时，企图要诈骗满清和袁世凯的钱财。应夔丞又没有去过日国，这一定是陈其美等人灌输给他的，所以，应夔丞非但不尊重宋教仁，反而憎恨宋教仁。“所以，应夔丞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前主犯。当然，我这么说，也认定，幕后还有主凶。”有人插了一句话：“好些报纸都说，在捉拿应夔丞时，巡捕房等人接到一个神秘电话，要他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武器上，首先要去搜出那些机密电报文件。这就说明，还有人在暗中操纵，这就增加了案件的神秘性了。”

“那个应夔丞，我见过。”插嘴说话的是黎得水，“此人不是那种街头巷尾游手好闲的地痞小流氓，人长得气度不凡，家有万贯，是帮会中的头面人物。现在有些报纸把他描写成是一个无懒，这也和事实不合。而且，他还做过孙的卫队长，是都督陈其美的心腹大将，除了担当国民共进会的会长，他还是陈其美的谍报科科长，专门收集情报的。

我在上城时，他来找过我，要我参加湖的国民共进会，向我打听黎元洪的情况。那个时候，他就准备向黎元洪捅刀子。他不是一般的党人，是那些中坚分子。他本人说过，他是誓死跟随陈其美的，陈其美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所以他也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我是有一句说一句，我总觉得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想，按理说应夔丞做的事一定和陈其美有关。他以为他这样做就是革命的，否则，应夔丞不会铤而走险，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

邓兆麟继续说：“三个主要当事人，凶手武士英在狱中被离奇谋杀，洪述祖逃亡不知去向，应夔丞又在狡辩，指鹿为马，满口白牙，根本无法结案。”“因此，应夔丞矛头指向袁世凯，成为唯一的指控；就是不当真，事实的真相也就此不会大白于天下。袁世凯在国人眼里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他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派；在1911年背叛了清廷；在1913年的今天，会不会又将背叛民国哪？他那种灵活机警，力图混合新旧事物和坚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帝国作风，同样也在提醒人们：他热衷于一种不受道德监督的个人专制权力。说他是杀害宋教仁的元凶，这完全可能。但是，如果陈其美或其它的革命党人也共同参与了对宋教仁的谋杀，那末，这个结果会让国人不寒而栗：他们同样热衷于一种不受道德监督的个人专制权力。也许，他们比袁世凯更可怕。”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接着“大学士”郭林也开始了他的论述：回到正题上。宪法在我国，其实和在西方国家的作用不尽相同。在西方，宪法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协调利益冲突的准则。而在我国，宪法更多地是为了唤起民族共识和防止重大失误的盾牌。但是不管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宪政都是国家政治精英们捷足先登的舞台，只不过，我们还是第一次接触，人们还不熟悉，还不知晓，这就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就像古代国家行大事需要大祭一样，一部宪法也需要用血来祭。宋教仁的血就是宪法的先驱者。

清末，成千上万的立宪派进行了无数次的磕头，也没有磕出个所以然。但是民国后的今天，国家政治精英中最具影响力的，比较而言还是他们。他们又是民国经济最大的拥有者，决定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他们出自于各自的利益上，部分接受了宋教仁政治理想，成功地上演了宪政的处女秀，在第一次国会大选中击败了袁世凯的力量，预演了新的一幕。这些国家政治精英们，又同时占据了各省地方上有利地位，把宪政向纵深推广。这是辛亥革命后，可喜的社会变化，他们对专制封闭的社会带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

然而，这些国家政治精英们却和旧社会联系最多，他们有的是地方士绅，有的就是旧官僚，他们对于国家的富强不抱奢望，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地方力量的增强。所以他们提出联省自治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地方的实权。他们和袁世凯是有矛盾的。国家政治精英们中第二种组成部分则是受新知识影响的成员：教师、律师、工程师、记者和新军人等。新式教育和出国留学考察、激进报刊书籍等对他们影响很大。他们更关心的是国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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