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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章（第1页）

早在吴元年（1367）正月，朱元璋尚未称帝时，就曾对中书省官员说：&ldo;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rdo;10洪武二年（1369）三月，他对翰林儒臣说：&ldo;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均《尚书》中之篇名）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亮《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词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司马）相如、杨雄，何裨实用？&rdo;故令：&ldo;自今翰林为文，但取信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rdo;这是他关于整顿文风的第一次明令。洪武四年（1371）闰三月，朱元璋审定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ldo;佐朕武功，遂宁天下&rdo;之句，即提笔改为&ldo;辅朕戎行，克奋忠勇&rdo;。并召词臣指示：&ldo;此言大过……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rdo;再次强调其关于文风的主张。

唐、宋以来的政府文字，无论从上而下的制诰，从下而上的表奏，照例使用骈俪四六文体，华而不实。唐代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虽然在民间起了作用，但是以后的政府公文依然是因循旧章。对于同时代使用两种文体，朱元璋很不以为然。洪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从制度上采取措施，颁布《文书式》，&ldo;诏禁四六文词&rdo;。在此之前，他令翰林院儒臣选唐、宋名家所著&ldo;表&rdo;、&ldo;笺&rdo;中之可为法式者，作为标本。诸臣遵照选出唐柳宗元《代柳公绰谢上表》、韩愈《贺雨表》进上，朱元璋认为符合其宗旨，即&ldo;命中书省录二表，颁为天下式&rdo;，规定以后各衙门进表，皆仿此。并谕各部官员：&ldo;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宴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尤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rdo;不但发布禁令，而且颁布样板，以供仿效，较前之仅为禁令者更进了一步。

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发生&ldo;五星紊度，日月相刑&rdo;的特殊天象，时称&ldo;星变&rdo;，封建时代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励精图治的朱元璋，对此非常重视，特&ldo;诏告臣民，许言朕过&rdo;。为时一月，即有中、外臣民十五人应诏上书言事。继而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陈五事，全文一万七千字。朱元璋&ldo;命中书郎中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lso;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rso;又云：&lso;所任者多迂儒俗吏。&rso;言及至斯，未睹五事实迹&rdo;。朱元璋不愿再听下去，以为&ldo;妄言&rdo;。遂召茹太素人，问：&ldo;尔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余，尔可细分迂儒俗吏乎？&rdo;茹不能答。必欲令其分别，茹回说：&ldo;无法指实其人。&rdo;朱元璋大发脾气，命人施以杖责，以警&ldo;妄言&rdo;。次日深夜，朱元璋卧榻上，想起茹太素上书事，又令人接着往下读，&ldo;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rdo;。朱元璋认为其中所言四事可行，即于早朝时命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依茹太素所言施行。因而感叹：&ldo;吁，难哉！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忠矣。&rdo;&ldo;呜呼！为君难，而为臣不易。&rdo;

不久，朱元璋令朝臣会商，研究制定一套固定而可行的格式，使言事者有所遵循。最后于这年十二月以《建言格式》为名，&ldo;颁示中外&rdo;。朱元璋亲撰序文冠于书首。《序》中记述了茹太素上书被杖之始末，明令：&ldo;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罪）之。&rdo;又一次从制度上禁止冗文空言。

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于阅读送来的案卷时，深感内容重复繁冗，如果文字精简，数件即可。因想：长此下去，不仅皇帝浪费时间，全国上下起草、抄写、编订、报送和阅览这种案卷，又如何得了！从而联系到元朝以吏治国，案牍繁冗，小吏借以为奸，朝廷命官反受其摆布，以致危害蒙汉统治集团利益的教训，朱元璋痛感必须对此加以改革。因&ldo;命廷臣议减其繁文&rdo;，定为《案牍减繁式》，于这年八月颁示中外各衙，遵为定式，切实奉行。此事既关乎文风，更涉及案牍的组成，尤为杜绝吏员借案牍繁冗、因缘为奸的重要手段，是朱元璋整顿文风的进一步深化。

朱元璋严禁冗文浮言，格之以禁令，导之以模式，且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贯彻，确实开了一代新风，提倡当代人写时文（即所谓&ldo;古文&rdo;），不仅影响于民间，更重要的是使公文趋于简明通俗，更是前所未有的善政。韩愈、柳宗元之后，朱元璋的提倡&ldo;古文&rdo;，成绩甚大，影响深远。他的提倡&ldo;古文&rdo;，决不仅是简单的文风问题，无论从出发点、针对性和结果来看，都集中在除弊图治上。所以他的严禁冗文浮言，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性，如果说他是以政治家来改革文风，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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