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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北京人&ot;捣糨糊&ot;的招数很多。一般地说有移花接木、掐头去尾、颠三倒四、含沙she影好几种，总的来讲是怎么好玩怎么说，怎么俏皮怎么讲，哪怕把话倒过来说。

比方说&ot;爷&ot;这个词，原本是尊称，可在新北京话当中，就未必了。许多被称作&ot;爷&ot;的，其实不是&ot;爷&ot;，也没人当真把他们当&ot;爷&ot;。冒儿爷（土里土气、傻头傻脑、没见过世面的人）就不是，板儿爷（拉平板三轮车的）也不是，侃爷和倒爷，包爷（包揽讼事的人）和揽爷（招揽顾客住店的人），当然也不是。还有&ot;捧爷&ot;，是专门给人捧场的，能算&ot;爷&ot;吗？诸&ot;爷&ot;之中，也就&ot;款爷&ot;还对付。但他和这么些&ot;爷&ot;们混杂在一起，就算是&ot;爷&ot;也不是&ot;爷&ot;了。事实上款爷们虽然一个个财大气粗牛逼哄哄，北京人还真不会打心眼里把他们当回事。不就是有俩钱吗？拿去买两根蜡烛三刀纸，爱上哪烧上哪烧去！

拉平板三轮车的是&ot;爷&ot;，开的士的则叫&ot;哥&ot;（的哥）。同样，成了&ot;腕儿&ot;的歌星影星各路明星也不能叫&ot;爷&ot;，只能叫哥叫姐，昵称&ot;星哥儿&ot;、&ot;星姐儿&ot;，好像自己家里人似的。其实&ot;星儿&ot;们即便是哥儿姐儿，那也是大哥大、大姐大。他们成不了咱的哥们姐们，就像冒儿爷永远都不会被人当爷看一样。这就叫&ot;星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ot;。如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那还叫&ot;捣糨糊&ot;吗？

其实北京人自己就是&ot;爷&ot;。正因为自己是&ot;爷&ot;，因此拿谁都敢&ot;开涮&ot;。北京人损人的本事是没得比的，讲究的是骂人不吐核儿。比如脸上皱纹多，就说人家&ot;一脸的双眼皮儿&ot;。双眼皮是大家都喜欢的，一脸的双眼皮就哭笑不得。更损的是说人家&ot;一脸的旧社会&ot;。所谓&ot;一脸的旧社会&ot;，就是一脸苦相。但再苦，也不能把人家打发到旧社会去呀！

这也是北京人&ot;捣糨糊&ot;的招数之一，--用政治话语开涮。杨东平说得好：&ot;政治是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ot;（《城市季风》）同样，没有政治，北京话也会变得寡淡无味。所以，你常常会在新北京人的嘴里听到诸如反动、叛变、苦孩子、根正苗红、水深火热、向毛主席保证、不能干阶级敌人想干又干不了的事情之类的政治术语甚至文革语言。但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在讲政治，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给自己说的话撒点味精加点盐。因此，当他们使用这些政治话语时，多半都是活用、曲用，甚至反用，比如&ot;挖资本主义墙脚&ot;。

这就不但是&ot;捣糨糊&ot;，而且也是&ot;倒江湖&ot;了。事实上新北京话中也不乏江湖气。匪、抂匪、不吝、浑不吝，在北京是&ot;拔份儿&ot;的。拔份儿有出风头的意思，但和上海的&ot;掼浪头&ot;不一样。&ot;掼浪头&ot;往往是虚张声势，&ot;拔份儿&ot;却常常要动真格的，至少要真能豁得出去，&ot;是条汉子&ot;。上海是没有什么&ot;汉子&ot;的。赵无眠先生开玩笑说，鲁迅在上海住了那么多年，也才住出&ot;四条汉子&ot;来（《南人北人》）。不是&ot;汉子&ot;，又要&ot;掼浪头&ot;，便难免有些&ot;开大兴&ot;的味道。开大兴，就是装假、作伪、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说一些不能兑现的大话和空话。大兴，即大兴街，在上海南市小西门外，原来是专门加工非真金首饰的地方。首饰当然是真金的好，真金的贵。所以，大兴货便有便宜货甚至假货的意思。开大兴，也就是广州人所谓&ot;大只讲&ot;（说大话）了。

其实北京人也说大话的。&ot;老子天下第一，谁敢叫板起腻？打噎就是烦你，只因身怀绝技&ot;，是不是大话？没法子，北京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国最大气的市民，他们不说大话，谁说？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ot;捣糨糊&ot;，我等也当以&ot;倒江湖&ot;视之。

四、活法与说法

的确，方言不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说法（表达方式）。就算是&ot;指桑骂槐&ot;，那&ot;桑&ot;也得因地制宜。比如北方有&ot;狗腿&ot;，南方有&ot;蟹脚&ot;；北方有&ot;立马&ot;；南方有&ot;落篷&ot;（收场）。&ot;落篷&ot;这话，北方人是不懂的，因为骑马的北方人不知那&ot;篷&ot;为何物。

上海人当然懂得&ot;落篷&ot;的意思。他们祖上就有不少是坐乌篷船进上海的。不过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车。上海有汽车、电车、黄包车。如果要省钱，也可以&ot;开11路电车&ot;。所谓&ot;11路电车&ot;，其实就是人的两条腿；开11路电车，就是步行。这是典型的&ot;上海俏皮话&ot;，--拿现代化生活方式来说事。这话后来别的地方也跟着说，如果他们那里也终于有了电车的话。没有电车，有公共汽车也行。

上海俏皮话或上海流行语总是打着这个工商业城市的烙印，&ot;商&ot;味十足，工业味十足，世俗味十足。比如最近流行的套牢、解套、价位、到位，就原本是股市和商界的术语，觋在也用于社会生活。一个人如果被某事缠得死死的，就叫&ot;套牢&ot;；而在餐桌上问人家&ot;到位了吗&ot;，则是问人家是否吃饱。又比如&ot;立升&ot;，也是上海才有的说法。立升，原本指电冰箱的容量。容量大立升也大，当然售价也高；容量小立升也小，当然售价也低。于是上海人便用&ot;立升&ot;来指一个人的财势。有立升，就是有财势；立升牢大，就是财大气粗。如此，则北京的&ot;腕儿&ot;或&ot;款爷&ot;，在上海人眼里就不过是一台特大的冰箱。

其实冰箱的档次和价格并不一定和容量成正比，但如果价格相近档次相当而容量较大，就显得实惠。上海人是讲实惠的。就连说话，也讲究简明快捷，不喜双拖泥带水。他们往往直筒筒地问人家&ot;侬几岁&ot;，根本不管对方是大爷，还是小姐。那语气，就像是在商店里问价。商店里的营业员也缺少&ot;人情味&ot;。他们常常会直筒筒地问人家&ot;侬买[口伐]&ot;，而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同&ot;您瞧着哪件儿可心&ot;。上海人的这种说话方式往往令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不快。北京人问人年龄，是有很多讲究的。问老年人得问&ot;高寿&ot;；问中年人，得向&ot;贵庚&ot;；问青少年，得问&ot;十几&ot;；只有对小娃娃，才问&ot;几岁&ot;。饶这么着，也得多说几句：&ot;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ot;不兴直筒筒问人家&ot;侬几岁&ot;的。在北京人看来，这就叫礼数；而在上海人看来，这是啰嗦。

上海人不喜欢啰嗦。不是说上海人就不讲闲话。上海人也讲闲话的。而且，上梅人有时比北京人还啰嗦。一个中文名叫马天明的美国小伙子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北京人听了只有一句：&ot;嘿，哥们，够地道的啊！&ot;上海人却会发出一连串的感叹：&ot;啊呀呀，马天明！你的中国话讲得这么好呀！你是在哪儿学的？学了几年啦？了不起呀！&ot;但不难看出，上海人虽然话多，却没有废话。除表示惊叹外，还提出了问题，表示了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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