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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自由的代价（第2页）

但华盛顿的账簿记录还揭示了其他一些内容：华盛顿将自己在战争期间不菲的个人开支和强制性的奢侈品花销也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他的律师埃德蒙·彭德尔顿（EdmundPendleton）参与起草了华盛顿的1775年宣言，拒绝了当时大陆军总司令每月500美元的收入。

阁下，就薪资而言，我应当向国会保证，给我支付如此高的工资，会诱惑我接受这份艰巨的任务（以我的美好家庭和幸福为代价）。我不希望从中获得什么好处。我将仔细记录每一笔开支。我认为他们不会拒绝这些要求，而这也正如我所愿。注释标题MarvinKitman，GeorgeWashingtonsExpenseAccount（NewYork:GrovePress，1970），15.

1783年，当政敌指责他大发战争横财的时候，华盛顿坚决采取超常措施，将自己的《1775—1783年革命战争费用账户记录》（RevolutionaryWarExpenseAccount1775—1783）交给了政府审计员（他确信，该记录将通过这些人向社会公开）。华盛顿计算了战争期间的个人开支，并因此要求政府为自己报销160704美元，在今天看来这相当于几百万美元。他的账簿记录总体上是无比严谨的。最终，华盛顿写了一封个人便函进行解释，说自己认为并没有必要向社会公开战争期间的个人费用支出，但是由于“涉及公众事务所带来的尴尬局面”，如今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这样做。他写到自己的“垫付资金”的金额要“远远少于手头的收据”的所示金额，因此个人不得不承担很大一部分开支。政府审计也验证了这一点，并发现美国政府仍然欠华盛顿将军不到1美元，来弥补他的个人支出。

华盛顿将个人账簿公布于众，是一项十分大胆的举动，尽管从政治角度来看也是有必要的行为。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成千上万的费用都花在了奢侈品上。军队司令每月收入是166美元，而华盛顿出于荣誉感的考虑，在战争期间放弃了40000美元的薪水，这属于一笔巨大的风险投资。华盛顿根本不可能知道，他将赢得这场战争。一旦失败，英国人就会把他送上断头台。他因此也大手大脚地花钱，成千上万的钱花在了马德拉酒（Madeirawine）、优质台布、最高档的英国马拉彩车、名贵华服以及盛大宴会上。1776年7月24日至8月6日，长岛之战（BattleofLongIsland）前的纽约城的账簿记录显示，他参加了宴会狂欢，雇用了一位法国大厨，并享用了鸽子、小牛肉、南瓜、鸡蛋、众多昂贵的酸橙汁、鸭肉、浆果饮料，还有他一直没有停止享用的无数桶马德拉酒，在这方面的花费，需要一位军队司令薪资的5倍才能付得起。他还花了27665.30美元，作为玛莎·华盛顿对冬季营地的参观访问费用，这占了军费的很大一部分比例。由此可以看出，战争期间，华盛顿的体重增加了20磅，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尽管华盛顿有点自我放纵，但他做到了内克尔或沃波尔所未曾做到过的事情。他公开了自己真实的账簿信息，以及自己奢华的开支情况，但全然没有削弱自己的权威。他还取得了很少有人能够取得的成绩：他打赢了一场建国之战。这一事迹自然使他的账簿记录看起来不那么扎眼。1789年4月30日，就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不足一个月的时候，他被总统选举团（ElectoralCollege）一致推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他原本可以终身享有这个职位，尽管喜好奢华，但他没有留恋，只在这个为美利坚合众国服务的位置上待了两届任期。

美利坚的创建者熟知会计知识，这显然是件好事，因为这个年轻的国家在建立时，正值战火连绵、债务缠身。1776年，市面上已经几乎见不到有金币或银币流通了。1781年国会发行的2.415亿纸币只值两美分。因此，国会只能通过国内债务和打白条来筹集资金，购买食物和战争用品。各州所欠的债务超过了两亿美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会因此又转而向濒临破产的法国求救，富兰克林动用自己强大的关系网和影响力，成功借到了近800万美元。这些债务可比国内债务沉重多了，因为它们必须以面值偿还，而不能拿一文不名的美元纸币来应付。

到1780年的时候，政府债务事实上已经对这个年轻的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很多人据此认为，如果美国无法偿还其欠法国的债务，那法国就可以拥有美国的大片领土。政府债务对一个国家的生存造成了威胁，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国会转而向美国最大的国际贸易商、费城商人罗伯特·莫里斯求助。

莫里斯于1734年出生于利物浦，他的一生是18世纪国际贸易商的缩影。在他13岁时，他的父亲移居马里兰州，从事烟草代理。莫里斯被派到费城，在一家商业公司当学徒，这就意味着，他可以从最基层开始对会计和财务的基础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在经营航运、开磨坊、土地买卖、掠夺商船、买卖股票、奴隶和糖料贸易活动中，他赚取了不菲的财富，密西西比的奴隶种植园也有他的投资。即使在战争期间，美国经济动荡、纸币价值缩水，莫里斯的财富依然继续增长，据说他积累起巨额财富，金额足以与约西亚·韦奇伍德相匹敌。在复杂的国际财务交易活动中，莫里斯如鱼得水。几近破产的美国政府自然迫切需要这类管理技巧。

当大陆军弹药用尽甚至衣不蔽体的时候，正是莫里斯为独立战争提供了资助。但在很大程度上，莫里斯提供的是以自己深厚的财务知识为支撑的各项理财服务，这缘于他自己的坚定信念：如果美国未来要偿还债务并能够获得其所需的军事贷款，那其会计账簿中就需要体现出良好的管理水平。这听起来很耳熟。作为费城首屈一指的商人，莫里斯深深根植于英国的商业传统，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创新力十足的金融家，更是雅克·内克尔的追随者和崇拜者。

1776年，国会已经设立了财政部，并配有审计总长和一组“合格”的助理及文员。涉及公共支出的所有账户都要由两个不同的部门实施两次审计。收据的复印件要交给审计官，他负责管理财政部的日常运营。1779年，财政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国会的两名成员和外部的两名成员组成。审计总长负责为该委员会记录账簿信息和保管账簿资料。

很快就有人抱怨，称这套流程并不可行。正如审计总长本人所留意到的那样：“这套运行机制十分滞涩，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会阻碍财政账户迅速结账。”1780年，国会委员会报告称：“整个部门都弥漫着不和谐的氛围。”报告还总结道，应当解散财政委员会，由个人全权掌管。1780年，弗吉尼亚州代表约瑟夫·琼斯（JosephJones）宣称：“我们的财政系统需要一位像内克尔这样的人物，来组织协调并实施改革，就这项艰巨的任务来说，我个人认为莫里斯是我们能够请得动的最合适的人选。”1781年2月7日，国会任命莫里斯为美国第一任财务监督官。华盛顿从来没有奢望，他这位富甲一方的朋友能够“妙手生花……竟然能够逐步将我们从财务泥潭中解救出来”。

尽管美国面临的形势很严峻，但莫里斯也知道有一个国家，曾经的财政状况要比美国的更加严峻、处境更加悲惨。莫里斯研究了内克尔在法国实施的会计核算改革，对其通过集中征税权、向收税员和财务主管讲授复式记账法等方式提高财政收入的做法进行了认真学习。1781年，内克尔已经出版了《上国王书》，而继内克尔（实际上是柯尔贝尔）之后，莫里斯也被任命为美国财务监督官。随后莫里斯给内克尔写信，寻求他的建议，并表达了自己“面对内克尔先生这样一位公正无私、大获成功的金融家，追随其脚步的热切愿望”。正如内克尔一样，莫里斯也曾经被托马斯·佩恩（ThomasPaine）这样的角色抨击，认为他是一位腐败的“金融家”。但是政府需要莫里斯，并授予这位监督官管理其会计团队的“绝对权力”。

莫里斯因循了内克尔的例子。1782年，他发表了《从入职财政部到1781年12月31日，在财务总监的授权之下，对财政资金收支情况的概述》（1782年，费城登记办公室）。美国开始了从法国借钱，以便与英国作战的日子。相关的收入大部分来自法国的借款，而支出绝大部分属于军费开支。莫里斯最终得出结论说，“截至12月31日，财政国库的余额”为852650.59美元。

莫里斯的《上国王书》与内克尔的《上国王书》的不同之处是，与法国相比，美国的预算数据微不足道。此外，1781年，莫里斯还不知道，内克尔的数据中没有包含2500万里弗未入账的负债。而且内克尔也根本没有机会，来将其在《法国财政管理概论》（TreatiseontheAdministrationofFrenchFinances，1784）中提到的金融改革落到实处，而这未来将为莫里斯和赛拉斯·迪恩（SilasDeane）以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政治家提供指引和激励。

莫里斯的任务，是提供切实可行的财务报告，这不仅是管理政府资金的需要，也是重新赢得公众信任、获得战争贷款的需要。在莫里斯的领导下，美国财政管理体制实施的变革，恰恰为其获得贷款提供了可能。为此，莫里斯就需要重新搭建财政部的审计体制。莫里斯采取的改革措施，迎合了内克尔的期望，也与随后法国革命政府所取得的成绩相映生辉。他对手下文员进行培训，这样“每个账户首先要按照特定的格式来记录，由此个人一旦熟悉该格式后，就可以很便利地来检查财政账户信息了”。所有文员和审计师都要接受“监督”，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清晰、统一的账簿记录。因此，将复式记账法引入美国政府的管理体制，也就水到渠成了。

莫里斯遵循内克尔建议的改革措施，甚至沿用了法国的管理用词，他要求大陆的收税员负责征税。按照内克尔的建议，莫里斯要求每位收税员每个月都要在“各州的新闻报纸上”公布其名字和税收收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账簿记录进行监督。1782年，他写道，税收收入的发布，能够激发公众的好奇心，让他们希望知道哪些先缴了税、哪些没有缴税。除了征收核算体制，莫里斯还希望营造一种政治和财务的诚信问责和透明公开的文化氛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莫里斯认为：“正如自然法则所认同的那样，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里，民众应该完全了解政府事务管理的真相，这样做不仅是合适的，而且很有必要。”

莫里斯本人进一步公布了下一年度的《上国王书》，或者说管理声明，这次公开的内容中包括了政府422161.63美元的明细。管理声明被送到财政部和国会的官员以及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手中。莫里斯很好地兑现了他的诺言。他使政府收入持续提高，因此可以获得更多贷款。但同内克尔一样，他也需要平息批评者的言论，因此，他公开账簿信息就成了一项政治手段。他重新发布了政府财务表，并交给政府立法人员，提醒他们注意自己所欠的巨额债务，必须采取措施才能摆脱这种状况。

1783年，当国会对莫里斯开展审计的时候，国会发现他的账簿记录良好、“正常”。但是，此时莫里斯刚刚搭建起财政管理体系和政府的征税系统。下一步，需要围绕这些改革措施来构建政治体系，因为1782年，征税体系和财政体系还没有完全实现集中统一。这需要联邦自治运动的推动，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基于一个简单而又极难实现的概念，即要实现对政府的管理，其执行者或代理人需要一张记录良好、统一集中的会计核算账簿。

罗伯特·莫里斯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和财务管理人员，却并非哲人。《宪法》起草前夜，美国政府所面临的迫切难题，是建立一个抽象的政治框架，来为莫里斯的改革措施保驾护航，这样就能够将公共债务维持在一个国家所能承受的较高水平上，就会使美国在面对国际贸易和帝国威胁的不利环境时，能够更有效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因此，当他收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优秀的年轻文员和华盛顿手下的战争英雄寄来的求职信时，莫里斯以及与其想法相似的人可谓幸运之至。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生于加勒比海的尼维斯岛，他早期的成长经历可谓颠沛流离。他是一名私生子，母亲于1768年去世，当时他只有13岁。美利坚合众国的其他创始人，包括富兰克林在内，都没有这么早就被迫工作的经历。汉密尔顿因为自己非同寻常的才能和精力而得到认可，但在圣克洛伊岛的会计学徒生涯让他感到无比沮丧，12岁的时候，他给朋友写信称：“我的雄心壮志日渐升腾，身为小职员的卑躬屈膝和悲惨境地，或者类似的经历，让我痛苦不已，为了出人头地，除了人格之外，我甚至愿意献出生命。”他希望“爆发一场战争”。

15岁的时候，汉密尔顿随身带着几封介绍信，就勇敢启程前往纽约，有人将他推荐给新泽西州伊丽莎白镇的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Livingston）办公室，他在这里去新泽西大学，也就是如今的普林斯顿大学深造。随后的1773年，他又去国王学院，也就是今天纽约城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汉密尔顿是古典作品以及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Montesquieu）、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以及休谟等启蒙时代哲学家的作品的热心读者。会计核算知识、国际贸易经验和哲学爱好，几个因素综合起来，使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之后，可以主政财政部，并理顺联邦的财政预算方案。这使美国从几个殖民地的联合体，转变成为一个拥有国家银行、造币厂以及健康财政体系的国家。

汉密尔顿个子不高，但气度非凡，他在普林斯顿战役（BattleofPrinceton）中表现英勇，在那场战斗中，他的加农炮直接击中了普林斯顿大学如今备受尊崇的拿莎堂（NassauHall）。据推测，这一炮将乔治二世的雕塑轰得粉碎，这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并把这位“小雄狮”纳入麾下。正是处在这一相对较高的职位上，汉密尔顿给罗伯特·莫里斯写信，表示自己有志为搭建美国的财政体制贡献力量。汉密尔顿还告诉莫里斯，自己十分推崇法国集中的财务管理制度。在“伟大的柯尔贝尔的非凡才能和不屈不挠的努力下”，法国已经找到了国家繁荣之道。对于自由放任主义，汉密尔顿并没有多少耐心，因为当时美利坚合众国的生死存亡才是当务之急。他坚持认为，美国必须获得国外贷款。为此，美国在陷入国际贸易逆差和高额军费泥潭而苦苦挣扎的时候，绝对不可能采取“放手不管”的经济政策。美国政府需要统一财务管理制度，否则就会承受国家灭亡的风险。

在他那封著名的写给纽约律师、政治家詹姆斯·杜安（JamesDuane）的信中，汉密尔顿阐述了自己对联邦制政府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基础，正是集中的财务和审计管理体制，一如莫里斯努力希望实现的那样。国会需要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力，以此来为战争筹集资金。他坚持认为，不仅限于战争、国防和外交等事务，国会在各个方面都“应当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就需要有相应的措施来为之提供保障。

也许是考虑到柯尔贝尔和内克尔，汉密尔顿还坚持认为，政府应当由一些大权在握的部长来管理，“同法国一样”，这些人应当是各自领域的专家，随后他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Paper）第35篇中对此进行了论述，而这与法国也毫无二致。他们的权力范围包括管理国家的“总的收入和支出账户”。汉密尔顿知道，政府权力将不断缩水，仅限于对总账的管理。他声称，权力“要牢牢扎紧国库钱包的绳子”。他认为，对政府财务实施统一集中管理，才能“把权力落到实处”。

1782年，国会授权成立了北美银行（BankofNorthAmerica）。1789年，当华盛顿希望任命莫里斯为财政部第一任部长的时候，他拒绝了，并推荐汉密尔顿担任这一职务。1790年，正是在这个岗位上，汉密尔顿撰写了著名的《有关公共信用的报告》（ReportRelativetoaProvisionfortheSupportofPublicCredit），其中，他坚持认为，政府债务正是“自由的代价”。有些人认为他是美国政界最伟大的天才，但是麦迪逊（Madison）和杰斐逊都极力反对汉密尔顿将债务用于战争和国家建设。但是，作为一名一文不名的会计文员，来到美国17年后，汉密尔顿协助设计并落实了美国的财务制度，该制度既考虑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还考虑了有效的税收征管和统一集中的政府财政账户的概念。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除依据法律规定拨款外不得从国库支款；一切公款的收支报告和账目应不时予以公布。”

事后看来，我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存在像汉密尔顿这样优秀的设计师和先驱者的伟大设计方案，良好的政府核算制度、政治问责制度和有效的税收征管体制仍是很难实现的目标。即使宪法第一条第九款只在从表面上与14世纪意大利北部或荷兰的基本行政惯例类似，就18世纪末期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真正的创新确实已经开始萌芽。联邦政府和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发布了版本众多的政府财务报告，在宾夕法尼亚州更是如此。1791年，宾夕法尼亚联邦众议院发布了一份详细的政府财政账户信息，各表格资料、计算过程和盈余数据相互钩稽。这是一份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财务报告。报告作者专门标注道：“我们同时认为，如果把账簿放在登记总署，即账簿应该存放的地方，对公众和个人来说都将带来巨大的便利。”所有市民都可以看到这些资料。全部账簿都将美元作为计量单位，放在同一个办公室中，有严格的查阅时刻表，并接受审计，所有市民都能够亲眼验证公开账簿资料的计算过程。在1795年的《宾夕法尼亚账册》（AccountsofPennsylvania）中，政府审计官约翰·尼科尔森（JohnNicholson）声称，当看到“诚信负责”的政府账目后，市民更有可能自觉纳税，甚至会乐于纳税。这有利于营造社会诚信，保护私有财产，推动商业繁荣，促进美国的自由民主。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

[1]AlbertGallatin，theGenevanone-timeFrenchtutoratHarvardandlongestservingsecretaryoftheTreasuryinU.S.historywrotehisowndetailedSketchoftheFinancesoftheUnitedStatesin1796;JournaloftheFirstSessionoftheSecondHouseofRepresentativesoftheCommonwealthofPennsylvania（Philadelphia:FrancisBaileyandThomasLang，1791），lasttwopagesof“Appendix”;JohnNicholson，AccountsofPennsylvania（Philadelphia:Comptroller-GeneralsOffice，1785），1ofthe“Adverti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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