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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苏芬之战（第3页）

在这个危险的年代，芬兰出台了全新的战后政策。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作“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是因芬兰的两位总统而得名的，他们分别是：尤霍·巴锡基维，执政时间为1946—1956年；乌尔霍·吉科宁，执政时间为1956—1981年。这两位总统制定并且不遗余力地实施这一路线长达35年之久。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扭转了芬兰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忽视苏联的灾难性政策。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对他们而言，不可忽视的痛苦现实是：芬兰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不能对西方盟友的援手有任何的期待；它必须理解苏联的想法，并且时时放在心上；它必须与苏联各级政府官员保持密切对话；它必须向苏联证明自己可以信守承诺、履行协议，从而获得苏联的信任。维持苏联给予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芬兰必须竭尽全力。

巴锡基维和吉科宁均对苏联和苏联人民较为了解。巴锡基维分别在1939年10月、1940年3月和1944年9月代表芬兰与苏联展开和谈，他还曾担任芬兰驻莫斯科大使一职。巴锡基维认为，斯大林在处理与芬兰关系时的主要动机无关意识形态，而是关乎战略和地缘政治因素，具体指的是：苏联重视的是保卫其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即现在的圣彼得堡）免受经由芬兰或芬兰湾发动的攻击，毕竟这种情况曾发生过。如果苏联觉得自己的前线并未受到威胁，那么芬兰也会很安全。但是，只要苏联觉得不安全，芬兰也没有办法安全。说远一些，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冲突都有可能让苏联感到不安并因此对芬兰提出要求，所以说，芬兰必须积极地维护世界和平。巴锡基维和后来的吉科宁成功地与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建立了深厚的互信关系。

吉科宁总统在他的政治自传中阐述了巴锡基维和他自己的政策：“芬兰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在本国的生存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主导利益之间做出协调……（芬兰所奉行的是）预防性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的任务，是在危险降临之前就对其有所觉察，并采取措施规避这些危险——最好是在被尽可能少的人知晓的状态下……尤其对于小国来说，我们对自己的立场所产生的影响不抱有幻想，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能够对国家未来的军事或政治发展所倚仗的不同因素有及时且正确的力量感知……一个国家应当自力更生。战争年代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吸取了昂贵的教训……经验还告诉我们，一个小国丝毫没有把外交政策方案和情感混为一谈的余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感。一项切合实际的外交政策应当基于对国际政治关键要素的认知，这些要素包括国家利益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

因为芬兰坚定不移地奉行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苏联（以及今天的俄罗斯）在过去的70年中对芬兰有所为且有所不为。苏联减少了芬兰需要支付的战争赔款，并在支付时间上给予了宽限。1955年，苏联海军从芬兰的海军基地撤离，还从距离赫尔辛基仅10英里的波卡拉撤走了自己的炮兵部队。芬兰逐渐扩大与西方的贸易合作，同时减少和苏联的贸易往来，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来往密切，并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在这些事情上，苏联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苏联当然有能力阻止其中大部分的事。如果不是因为信任芬兰和芬兰的领导者，并且有足够的安全感，苏联才不会这般行事。

如履薄冰

在外交层面，芬兰时时刻刻都像是在走钢丝，一方面要和西方发展关系，另一方面要维护苏联对自己的信任。为了在1944年继续战争结束后马上与苏联建立互信，芬兰按时履行了与苏联停战的协议以及随后签署的和平条约。这意味着芬兰要把德国军队赶出芬兰，把自己国家的战时领导者当成战犯来审判，并且要及时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为了做到最后一点，芬兰民众纷纷献出了自己所有的珠宝首饰，包括婚戒。

在发展与西方的关系方面，芬兰努力避免让苏联觉得芬兰与西方的经济融合度过高。比如，尽管急需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但芬兰还是谨慎地拒绝了。在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协议并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同时，芬兰还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签署了一些协议，为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并且承诺芬兰给予欧洲经济共同体伙伴国的所有贸易减让，苏联也同样享有。

在一些西方国家成为芬兰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的同时，芬兰也成了苏联的第二大西方贸易伙伴（仅次于联邦德国）。西方商品主要经过芬兰进入苏联。芬兰对苏联出口的商品有：轮船、破冰船、消费品，以及建造医院、酒店和工业城镇所需的全部材料。对苏联来说，芬兰是西方技术的主要来源，也是苏联面向西方的主要门户。如此一来，一个独立并且和西方结盟的芬兰对苏联来说更有价值。

由于苏联领导者很信任巴锡基维和吉科宁，芬兰没有像一般的民主国家那样，在两位总统任满后就让他们卸任，两人在位时间一共长达35年。巴锡基维在86岁离开人世，在那之前，他担任了10年的芬兰总统，而他的继任者吉科宁则在位25年，一直到81岁时因为健康出现严重问题才不得不辞去总统一职。1973年，芬兰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展开谈判之时，吉科宁亲自拜访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保证芬兰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绝不会影响芬兰和苏联的关系，打消了勃列日涅夫的疑虑。随后，为了保证吉科宁能履行自己许下的承诺，芬兰议会通过了紧急法令，推迟了原定在1974年召开的总统选举，将吉科宁的总统任期延长4年。

芬兰的谨慎行事换来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经济的增长。从经济角度来看，芬兰作为一个小国，有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今天的芬兰只有600万国民，不可能像德国（有9000万人口）或美国（有3.3亿人口）那样在经济上享有规模优势。要是芬兰选择像除欧洲和北美以外的许多国家那样，维持很低的生活标准和较低的工资水平，芬兰将永远不会获得经济领域的成就。那样的话，以世界标准来衡量，芬兰的劳动力数量永远有限，国民收入水平永远有待提升。因此，芬兰必须充分利用其可用的劳动力，通过发展工业获得高利润。

为了尽可能高效地利用其全部的生产力，芬兰的教育体系旨在为每一个国民提供良好的教育，这跟美国现在的教育体系很不同，后者仅仅为少数人提供良好的教育。芬兰的学校大部分是奉行平等主义的高质量公立学校，只有少数私立学校。美国的富人可能会感到吃惊的是，在芬兰，那些为数不多的私立学校得到的政府资助和公立学校是一样的，并且私立学校不允许通过收取学费、杂费或者接受捐款的方式筹集资金！在美国，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较低，而且教师的主要来源是成绩中下等的大学毕业生。芬兰中小学教师的任用则须经过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筛选过程，申请者都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最好的高中和大学的人，他们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高于大学教授），薪水优厚，有很高的学历，并且对自己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芬兰学生的识字率、数学计算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数一数二。芬兰在培养人才方面不存在性别歧视，女性的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它是世界上第二个赋予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第一个是新西兰）。有一次我到访芬兰时，其时任总统就是一位女性。甚至在培养警察方面，芬兰的水平也是首屈一指的。美国人可能会再次感到吃惊的是，在芬兰，获得学士学位是成为警察的一个硬性条件，96%的芬兰国民对自己国家的警察感到信任，并且芬兰警察鲜少使用枪支。在过去的整整一年里，芬兰警察在执行任务中总共才开了6枪，其中5枪还仅仅是为了警示。而在我居住的城市洛杉矶，恐怕警察平均每周开枪的次数都不止这个数。

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使芬兰培养出了大批高效能干的劳动力。芬兰的工程师数量占国民总人口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芬兰在技术领域也是全球的领跑者。如今，芬兰的出口几乎占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并且以出口高技术水平的重型机器以及制成品为主，这跟二战前只能出口木材等传统林业产品的芬兰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高科技产品研发领域的佼佼者，芬兰当然不会浪费自己丰富的森林资源，它在发电领域、肥料研发、可替代羊毛和铜的纺织纤维研发，甚至是吉他制造领域都做得十分出彩。芬兰在研发领域的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总数相当于该国GDP的3.5%，这几乎是其他欧盟成员国的两倍，几乎可算得上世界之首。同样居于世界前列的还有芬兰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出色的教育体系和高研发投入带来的结果是，在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昔日穷困的芬兰一跃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富裕国家。芬兰的人均收入水平变得可以跟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平起平坐，而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是芬兰的10倍之多，并且都有着丰厚的家底。

芬兰化

当我在1959年首次到访芬兰时，我对芬兰和苏联之间两次战争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当时，我问在芬兰的几位房东，芬兰为什么要实行那些政策，为什么要进口那些质量不那么好的莫斯科人牌汽车，为什么那么害怕与苏联发生冲突。我告诉他们，倘若芬兰真的与苏联发生冲突，美国肯定会帮助芬兰的。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再没有别的话会比我所说的这些更让一个芬兰人感到残忍、无知以及不得体的了。在芬兰的国家记忆里，充斥着这么一种难以言说的苦痛：在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之际，无论是美国、瑞典、德国、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对芬兰伸出援手。这段历史告诫着芬兰人，芬兰的存亡和独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只有当苏联感觉安全并对芬兰委以信任时，才是芬兰可以心安的时候。

许多非芬兰人本应比我了解得更多，却也怀抱着我当时的那种无知的态度，他们给芬兰的这种政策取了个贬义的代名词，叫作“芬兰化”。《纽约时报》在1979年是这样解释芬兰化的：“在一种可悲的状态下，一个弱小的国家屈服于强大的邻国，对自己的主权自由做出可耻的、令人尴尬的让步。”那些斥责芬兰化的人认为，芬兰的政策实质上就是懦夫之举。

确实，芬兰的很多举动吓坏了西欧和美国的一众观察者。在美国或德国，绝对不会出现仅仅为了避免惹怒苏联而推迟总统选举或总统候选人退出竞选这样的事情。这些行为似乎违背了民主国家赋予其公民的行动自由权。

在这里，我再次引用吉科宁总统的话：“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是绝对的……无须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面对历史的必然性，芬兰需要比美国或德国屈服得更多些，理由很明显：芬兰是个小国，与俄罗斯共享边界，而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都没有这些掣肘。那些对芬兰化政策嗤之以鼻的人，你们觉得芬兰应该怎样做，是不是应该不顾忌苏联的反应，再次承担与苏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呢？

那些反对芬兰化的人心里存在这样一种恐惧：他们害怕苏联会打起自己国家的主意。不过，其他的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与芬兰完全不一样，它们无须面对芬兰的地缘政治困境。吉科宁对芬兰外交政策的辩护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芬兰化不供输出。”

实际上，芬兰对苏联实行的外交政策必然是错综复杂的。这种政策产生的最终结果是，在二战结束后的70年里，芬兰并没有变成苏联或者（现在的）俄罗斯的卫星国。相反，芬兰成功地在和西方加强联系的同时，与苏联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芬兰人深知，际遇无常，因此芬兰要求该国男性义务服兵役，并欢迎女性志愿参军。芬兰人在服兵役时要接受最长一年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因为芬兰的期望是，每一个芬兰人都具备上战场的能力。经过一年的训练后，芬兰人在30～35岁之前每隔几年就会被召集起来服预备役。芬兰的预备军人数占该国总人口的15%，倘若这一比例放在美国，那就相当于拥有一支5000万人的预备军。

危机框架

现在，我们就芬兰的这段历史，类比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见表1.1），分析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见表1.2）。在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众多因素当中，有7项因素有助于芬兰国家危机的解决；有1项因素在开始阻碍了危机的解决，但后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3项因素的缺失，导致芬兰难以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来自强大邻国的威胁。

芬兰在解决国家危机时明显体现出以下7项因素的作用：愿意承担责任（因素2）、划清界限（因素3）、强大的国家认同（因素6）、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因素9）、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因素10）以及国家核心价值观（因素11）。首先，在本书的国家样本之中，芬兰是主动承担责任并做出超现实的自我评估的一个优秀案例。进行这种评估对芬兰来说尤其痛苦，因为经历过战争的芬兰，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至亲，或赖以生存的家园。芬兰必须保持清醒，避免落入自我怜悯和仇恨的陷阱，进而破坏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不过，芬兰人最终认清了现实：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和苏联共有漫长的边界；我们不能指望盟友提供有效的支持；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暂时抵抗住苏联军队的进攻，使战争对于苏联而言进展缓慢、代价沉重并且痛苦不堪，但我们无法长期与其对抗。芬兰人从战前的外交政策中吸取了教训，最终接受了现实：赢得苏联的信任是保持芬兰政治独立的唯一途径。

芬兰的案例充分展现了本书选择性变革和划清界限（因素3）的主题。在与苏联的最后一次对抗中（1944年9月之后），芬兰颠覆了自己以往的政策，打破了忽视苏联、不与苏联打交道的传统。芬兰采取了一种新政策，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并开展密切的政治互动。不过，这些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选择性，因为芬兰保持了独立自治，而且依然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这两种看似互相冲突的身份——未变革的旧芬兰和已发生变革的新芬兰，却能够共存。这让很多非芬兰人既疑惑又气愤。于是，他们创造了“芬兰化”这样一种轻蔑的说法，以暗示芬兰当时其实可以也应该做出不同的选择。

芬兰人展现出的强烈的国家认同（因素6）让人惊叹——不了解芬兰的人大概不会料到，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竟然具有如此强烈的国家认同，毕竟从其他方面来看，它只是一个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人的国家认同和对自己国家独特性的坚定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优美、独特又高深的芬兰语，没有多少非芬兰人有胆量去学这种语言，还源于以芬兰语创作的口传史诗《卡勒瓦拉》，以及在沙俄统治下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独立自治历史，彼时芬兰就已拥有自己的政府、货币和议会。进一步强化了芬兰人的国家认同的，是世界人民对芬兰的音乐家、田径运动员、建筑师以及设计师的认可。如今，芬兰人的国家认同还与该国在冬季战争中取得的军事成就紧密相连。芬兰人以自己在二战中的成就为傲，这种自豪感要远远强于除英国人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国民。在2017年的芬兰独立百年庆祝活动中，芬兰人对其在二战中取得的成就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对1917年取得国家独立的重视：就如同在美国，独立日（7月4日）庆祝的焦点是美国在二战中取得的胜利，而不是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

芬兰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耐心地应对最初的失败，并坚持不懈地探寻可能的危机解决方案，直到找到有效的路径（因素9）。当苏联于1939年10月对芬兰提出领土要求时，芬兰没有主动提出进行经济合作和政治互动，这是芬兰后来才提出的。即使当时芬兰主动提出这些建议，斯大林也很有可能会拒绝。是芬兰在冬季战争中的顽强抗争让斯大林确信，使芬兰保持独立才是正确的选择。从1944年开始，芬兰意识到自己在战前实施的忽视苏联的政策和战时实施的诉诸军事手段的政策均已失败，为了保持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独立，同时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芬兰历经了漫长且持续的试验阶段。

芬兰展现出一国在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因素10）。面对苏联的担忧和敏感，芬兰的回应是：通过追溯法，对自己国家的战时领导者进行审判，议会通过紧急法令推迟原定的总统选举，等等。其他民主国家可能会对这些措施不以为然，而在芬兰身上我们能看到由此反映出来的灵活性：牺牲部分原则来获取最不可侵犯的政治独立。再次引用扎洛加在曼纳林的传记中使用的一句话：芬兰人出色地“在几个糟糕的选项里选择了最不糟糕的一项”。

芬兰的历史展现了这个国家的一项不容置疑的核心价值观（因素11），那就是捍卫国家独立，保卫国家不被他国侵占。芬兰人做好了为这一核心价值观而战的准备，哪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因此失去自己的生命。不幸中的万幸，芬兰人挺过来了，捍卫了国家的独立。针对芬兰所处的两难境地，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答案。1939年的波兰和1941年的南斯拉夫在面对德国的要求时，均提出拒绝并为国家的独立而战，可它们没有芬兰那么幸运：这两个国家都输了，并因而被侵占或继续被侵占，受尽寄人篱下的耻辱。与之相对的是，因为判断出自己和对方的军事实力悬殊，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的波罗的海三国和1945年8月的日本分别接受了德国、苏联和美国的最后通牒。如此想来，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情况未必全然无望，但我们也无从得知。

那个一开始阻碍了芬兰危机的解决，却在后来起到积极作用的因素是对危机的举国共识（因素1）。芬兰国民一开始缺乏对国家陷入危机的共识，但最终达成了这一共识。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芬兰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和苏联之间迫在眉睫的危机，在1939年，他们又错误地判断斯大林提出的要求仅仅是虚张声势。从1944年起，芬兰国民开始达成共识，制定了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芬兰政府领导者与苏联政府领导者密切对话，并学习从苏联的角度看问题。

芬兰明显缺乏的三项有助于化解危机的因素分别是：来自盟友的援助（因素4）、可供借鉴的榜样（因素5），以及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的选择自由（因素12）。本书讨论到的国家当中，芬兰得到的来自盟友的援助最少：在冬季战争中，芬兰所有的传统友国和潜在盟友都拒绝为它提供所需的实质性帮助。（瑞典提供了一点儿非政府性质的协助，包括派出8000名志愿兵，并接收了芬兰的难民儿童；德国在继续战争中也的确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及经济援助。）芬兰找不到任何一个弱国成功对抗苏联或者纳粹势力的案例：几乎所有其余的欧洲国家要么接受对方的要求（比如波罗的海三国），要么负隅顽抗并被残暴地征服（比如波兰和南斯拉夫），要么以自己（远强于芬兰）的军事实力成功地进行抵抗（只有英国），要么做出适度的让步以换取国家独立（比如瑞士和瑞典对德国做出的让步）。反过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芬兰那样，成功地处理与苏联的微妙关系（即“芬兰化不供输出”）。因为和强大的邻国苏联之间共享漫长的边界，芬兰的选择自由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严重制约。芬兰这种因受强大邻国掣肘而无法自由选择的状态，恐怕只有二战后的德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感同身受。

在我们讨论的不存在于个人危机，而仅存在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中，有两个因素体现在芬兰的案例里：领导者的力量和冲突后的和解。无论是在二战期间还是二战结束之后，芬兰都受益于卓越的军事及政治领导者的力量。作为军事领导者，曼纳林将军是一位分配稀缺资源的能手，他善于对苏联在不同战线上对芬兰构成的威胁做出判断，在危急时刻依旧能保持沉着冷静和清晰的思考，并能鼓舞士气。曾任总理一职的芬兰前总统尤霍·巴锡基维和他的继任者乌尔霍·吉科宁均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在和斯大林的谈判中作为弱势的一方却很有技巧，两人都获得并且维持了斯大林对自己的信任，还使斯大林相信，让芬兰保持独立是对苏联有利的政策。（想象一下，假如你是1944年9月的巴锡基维，曾在1940年3月为结束冬季战争而飞去莫斯科进行和平谈判，后来芬兰撕毁合约并于1941年夏与德国合作并收复卡累利阿，此时的你正要为了终止继续战争而飞去莫斯科和斯大林见面进行和谈。你会对1944年的斯大林说些什么？——“相信我，这一次我值得你的信任”？）话说回来，曼纳林、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作为领导者的影响力不应被过分夸大，因为他们的目标和策略实际上和其他杰出的芬兰将军及政治家很相像，只不过他们展现出更为出色的技巧。

另外一项仅存在于国家危机中的影响因素便是激烈的内部冲突或内战之后的和解。芬兰在1918年内战结束以后所进行的和解比起智利在皮诺切特结束军事独裁后的和解（见第四章）要迅速且彻底得多。与之相比，印度尼西亚在经历了1965年由军队煽动而起的种族大屠杀之后，没有做太多和解的工作（见第五章）。一方面的解释是，这些国家和解程度的不同与国内军队力量的强弱以及其能否对从前的敌人构成威胁有关系。1965年后，印度尼西亚军方继续执掌大权；智利军方则甚至在皮诺切特下台后仍旧很嚣张且极具威胁性；芬兰的军队则在内战后逐渐隐居幕后，变得低调。另外一方面的解释是，芬兰人对芬兰的独特性有共同的认知：芬兰内战中的胜方和败方都沿袭了相同的平等主义传统，都因为使用芬兰语而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在口中传诵着《卡勒瓦拉》，都是让·西贝柳斯和帕沃·鲁米的同胞。

芬兰是本书中谈及的因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而陷入危机的两个国家案例中的第一例。在下一章中，我会讨论明治时代的日本，这是另一个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和独特语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文化比芬兰还要独特得多，它经历了更为激烈的选择性变革，和芬兰一样具备显著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是，日本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条件使它可以追求一种比芬兰更加独立的长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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