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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达里恩 偷渡走私抢劫兴盛的无人区（第2页）

这个峡谷以前更宽，在20世纪60年代，泛美公路的终点设在了巴拿马城以东60公里的小镇切波。今天平坦的道路延伸得更远了，在切波之后，与道路接壤的农田被一片又一片柚木树林取代，巨大的树叶形成了一个深绿色的密不透风的“棚子”。有一家人坐在色彩鲜艳的公交车站旁，每个人都尽量避免阳光直射，上午10点的时候已经很热了。男人都戴着由淡黄色稻草制成的太阳帽，上面有深棕色的带子和一个完美的圆形帽檐，帽子前面翻起来就像一个无檐帽。（“巴拿马帽”来自厄瓜多尔。）妇女打着黄色和橙色的太阳伞。每隔1公里左右，就有一个农民，手拿一串香蕉坐在路边卖香蕉。破旧的皮卡车嗡嗡作响，收集完庄稼后返回城市。

几个小时后，柚木树林就从视野里消失了，公路上出现一个大拱门。国家边境服务管理局的警卫穿着漂亮的制服，仔细地检查着过往的车辆。这个地方叫作“冷水”，实际上是达里恩峡谷的边界，也被认为是巴拿马当局完全控制的领土的尽头。当我们从拱门下面经过后，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光滑的柏油路面变成了一条布满沙砾和灰尘的崎岖小道。这里几乎没有小汽车和公交车经过，路面上主要是工业用车，巨大的卡车载着巨大的深红色树干在路上来回穿梭。许多司机清除了他们卡车的排气管——这是一种给车辆提供更多动力的方法，当它们经过时，引擎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里是巴拿马的土地，但是已经有了南美洲的风格，男人帽子上的黑色条纹较厚，而且更多的人戴着哥伦比亚风格的下摆帽。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这条路在亚维萨河港口停了下来。公路边有一个木制牌子，纪念这里和阿拉斯加之间12580英里连续不断的里程。

河上的浮桥十分繁忙，堆满香蕉的独木舟正在卸货，船上的东西被小心地堆放在停在河边的卡车车斗里。主街大约有200米长，两边都是酒吧和台球馆，它们夜以继日地放着被称为“típica”的巴拿马流行音乐。一位当地人解释说，歌手都是男性，歌词总是相似的——关于爱、失去和孤独。亚维萨是一个就业不足的小镇，有很多醉汉和妓女。极其幸运的是，当地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他能够通过描述当地道路、河流和港口的分布来解释为何这里曾经是达里恩的经济中心。

从兴盛到衰败

曾在美国学习经济学的50多岁的当地人赫梅尔·洛佩斯说，亚维萨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洛佩斯之前是一名政府顾问，如今他对亚维萨的破败状况感到恼火，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社区中心，为当地的企业提供培训和建议。同时他还为位于中心的达里恩博物馆筹集资金。他解释说，这个小镇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衰落表明了达里恩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隔壁是西班牙人建造的堡垒遗址，西班牙人曾在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帝国崩溃之前一直控制着巴拿马。当时西班牙官员驻扎在亚维萨，守卫着丛林深处开采出来的黄金，并用船运往下游。由于该地区没有公路，河流便成为主要的运输渠道，直到20世纪60年代水路运输仍然决定着贸易的流量。亚维萨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河流从地势较高的地方流向东北部，最后流到这里，而丘库纳克河更像一条高速公路，将亚维萨与附近数百个小城镇和村庄连接了起来。在亚维萨，商人和批发商会与这些定居点的人们进行贸易，购买各类商品直到他们的大船装满。他们从这里向南航行到太平洋，然后向西，沿着海岸到达巴拿马城。以河流为基础的联系意味着，达里恩不仅可以与其他地方进行贸易，而且它也有自己的以亚维萨为核心的河流经济。

整个镇上都可以看到亚维萨曾经是经济强劲的地方的迹象。但现在这里的人既穷又没有工作，他们衣衫褴褛，无所事事，许多人整天在酒吧里闲逛。主街上的房屋好似迟暮的贵妇，一般有两层楼，二楼的阳台俯瞰着大道和河流。用来当作外墙的木板很厚，切割工艺很好，耐候性也很好，雕刻有复杂的图案。相比之下，新房子又小又便宜，由顶部贴着铁皮屋顶的混凝土墙组成，建造起来几乎不需要什么技术。

亚维萨的港口建于经济景气的时候，对于这个小镇微不足道的现代经济来说太重要了。它坐落在偏远河流的一个弯道上，属于工业设计的类型，有一个大的卸货区和坚固的门式起重机，能够轻松地将重型货物装到在此停靠的大型船只上。如今，传统的独木舟上每隔几个小时就堆上一堆香蕉，这种贸易并不能证明这种基础设施的合理性。一位当地人告诉我，镇上有30多家酒吧，因为曾经的港口要比现在繁忙得多。走在小巷里，你会发现大多数地方都是空旷无人的。这是一个建立在失落已久的内河贸易财富之上的荒凉之地，也是一个失去且无法再获得经济网络的失败城镇。这种情况在金沙萨和格拉斯哥都可以看到。当交通方面的创新对亚维萨不利时，财富似乎也开始对亚维萨不再眷顾，它从自己经济体系的中心变成了巴拿马城的远域之地。

为声名狼藉付出代价

洛佩斯解释说，达里恩的坏名声让亚维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泛美公路的建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听到巴拿马当局决定修建一条连接切波和亚维萨的公路后，当地人担心被孤立，于是要求由两支队伍合建这条新路：一支从亚维萨开始，另一支从切波开始，他们将在中间点会合。但这一请求被忽视了，公路只向一个方向延伸，1963年从切波开始修建，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到达亚维萨。这条新路与丘库纳克河平行，当道路到达每个村庄和城镇时，它就成为人们进入巴拿马城最容易的方式，这意味着水运变得多余起来。年复一年，亚维萨的连通性和影响力在不断下降，而东部城镇的影响力却在不断提升。由于大型船只不再需要在亚维萨港口停泊，当地造船工人、机械师、船长、船员和港口工人的就业机会逐渐消失了。

当看着两个年轻船员卸下香蕉的时候，大型独木舟的恩贝拉部落船长解释了孤立无援是经济失败的另一个原因。这些人从峡谷深处的博科库佩村出发，每两周出行一次。他们从当地村民那里以8美分的价格买来香蕉，并装在村子的船上，然后顺流而下经过6个小时后到达亚维萨，那里香蕉的现行价格是10美分。达里恩的其他村庄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这在港口之间造成了激烈的竞争，同时还允许从他们那里购买香蕉的卡车主人来决定他们之间的交易条款。村长说，卡车司机在通常情况下根本不付钱，只有在把水果卖给批发商后才会给村民付款。恩贝拉人抱怨道，当香蕉到达巴拿马城时，它们的售价在25~50美分。但如果加上燃料和员工成本，每个水果就只有2美分的利润，因此几乎不值得努力。船长遇到的问题是他的供应链很长，而且牵涉的势力很多，每个人都要分一杯羹。当我们仔细考虑他的困境时，他问我们是否知道到巴拿马城的更便捷的路线，这样可以帮助他避开所有的中间人。但亚维萨被困在路的尽头，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售卖自然

在一个缺乏就业机会的小镇，亚维萨的人们尽其所能。大多数工作都以某种方式从环境中获取价值。在这个超大的港口，年轻人两两结伴，乘着看起来很薄的独木舟出发，他们的装备只有一支桨和一个塑料桶。他们先从河床上挖出沙砾，然后将其拖上陡峭的河岸。沿着河岸，一堆堆不同品质的沙砾被卖给当地的建筑商，每桶价格只需20美分。另一些人则是潜入丛林寻找珍贵的红木。红木是受保护的树种，但当地人知道镇上的商人会买它来进行出口。还有一些农民，他们是迁徙的牧牛人，他们在公共土地上放牛，在迁移到新的牧场前把牛肉卖掉。在上游的峡谷深处，一队人仍在不断地用水和水银冲击河岸，试图从沉积物中淘出宝贵的黄金碎片。环境是一种资产，但对于许多住在亚维萨的人来说，只有靠着破坏环境攫取并卖掉资源才能勉强度日。

当地的罗马天主教神父阿尔文·贝洛林说，由此造成的损害是具有灾难性的长期影响的。他是一名37岁的来自尼加拉瓜的传教士，这是他在亚维萨10年工作期限中的第六年。他解释说，随着伐木者砍伐树木和农民把丛林变成牧场，丛林正在迅速消退。贝洛林神父喜欢沿河散步，他说在达里恩生活的短暂时间里，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丛林的消失和不断挖掘河床上的沙砾改变了河流的流向，因此河岸也受到了侵蚀。他的观点不证自明。附近曾有一条沿着河岸的人行道，现在却从悬崖上掉进河里去了，再往上走，曾经是建筑物一部分的混凝土块现在从水里冒了出来。摇摇欲坠的西班牙堡垒离崩塌的河岸很近，看起来它似乎是下一个被摧毁的目标，它已经在那里屹立了近300年。

塞缪尔·瓦尔德斯解释说，达里恩土地上明显的环境侵蚀可以用一个更为宽广的角度来观察。在2016年之前，瓦尔德斯一直是巴拿马国家保护区的主任，负责监管全国11.7万英亩的土地。他说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应该成为当地人的经济资源，他还强调了生态旅游和精心管理伐木项目的价值。但是与之相反，他解释称，资源正在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被开发。20世纪60年代巴拿马这一地区的航拍照片显示，茂密的丛林一直延伸到切波，那里曾是达里恩峡谷的起点。随着深入达里恩的道路完工，人们纷纷迁入这里，大片热带雨林遭到了破坏。仅在1990—2010年，巴拿马平均每年失去27050公顷的森林覆盖，相当于75万个足球场的大小。瓦尔德斯说：“在达里恩，环境受损程度堪忧。”

2002—2018年原始热带雨林年损失量与选定国家的陆地面积如图4.1所示。

图4.12002—2018年原始热带雨林年损失量与选定国家的陆地面积

资料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

丛林的悲剧

自由交换的问题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社区以自己的方式展现了经济的韧性。人们在这些地方白手起家，建立了一种创新的非正规经济，通常会发明一种非正规货币，重新开始创造市场，并进行互惠互利的交易。这种对经济的重塑能力，无论是由于灾难、战争还是监禁，似乎都是与生俱来的，它展示了一个非正规的或地下的市场如何分配稀缺资源，帮助人们定义角色和身份，并赋予他们生命的意义。

当然也有例外，像达里恩这样的地方表明，非正规经济并不总是良性的。如果没有规章与监管，就会出现破坏环境、降低人类生存价值并破坏其长期前景的市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在一个人人都知道环境正在迅速恶化的地区，达里恩人却无法用一种阻止这种悲剧发生的方式来管理经济？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担心这个被称为“公地悲剧”的问题。达里恩的采掘丛林式经济就是这些担忧的一个鲜明例证，它还提醒人们，尽管经济学家倾向于能源市场要为创造价值做出牺牲，但不能这样去做。

1932年，这一事实是由威廉·福斯特·劳埃德在牛津大学的两次演讲中提出的，他说贸易可能是具有破坏性的。劳埃德被任命为英格兰圣公会的牧师，在转向政治经济学之前，他曾致力于研究数学问题，并特别关注人口快速增长的影响。他描述了一块公共土地，农民可以在这块公共土地上自由放牧，同时观察到草地由于过度放牧最终会变得光秃秃。对于劳埃德来说，为什么公共土地上的牛如此瘦小并且发育不良是一个谜题。

劳埃德解释说，问题的根源在于每个农民在决定是否允许牲畜进入牧场时所做的计算。如果农民拥有牧场，他就将考虑其行为的全部影响，他非常清楚每多一头牛就会有更多的草被吃掉，结果就是牛群中的其他成员的饲料会相应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农民知道他的私人牧场已经饱和，在牧场上再增加一头牛会让其他小牛挨饿。由于这是农民直接承担的成本，他将为增加的牛寻找另一块地。

但在公共土地上，计算方式就会发生变化。在牧场里增加一头牛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针对农民自己养的牛，牧场的损失涉及牧场上的每一只牲畜。由于费用没有完全由农民承担，农民倾向于淡化这一点，并且会在公共牧场上增加一头牛，而不会在自己的私人牧场上增加一头牛。每一个有机会进入公共牧场的农民都会做同样的事情，公共牧场上到处都是牛，草场被过度放牧，结果就是牛出现了营养不良的问题。劳埃德的故事是一个有关农民的假设，也是对今天达里恩的农民使用土地情况的一个完美诠释。

乡村乐观主义者

鉴于非正规的与不受管制的经济是地球上最困难、压力最大的经济体中人们所表现出的韧性的关键组成部分，关于自由贸易经常会弄巧成拙的预言是令人沮丧的。值得庆幸的是，最近，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乐观的观点。由于数学能力不够出色，奥斯特罗姆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课程拒之门外，转而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她利用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在对非洲、亚洲和欧洲农村生活进行实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独一无二的分析方法，并在2009年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首位女性得主。她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社区确实会在不消耗它们或者诉诸阻碍贸易的法律或限制性法规的情况下维护好公共资源。她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政府控制之外运作的非正规和不受监管的经济，在一些村庄运作得很好，但在另一些村庄却是灾难性的。奥斯特罗姆特别强调的一个例子，是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托贝尔的绿色牧场和茂密的森林，一个巧妙的传统确保了对于森林的保护。森林是村庄冬季燃料的来源，当地人组成一个团队来砍伐树木，搬运木材，把木材堆成一堆，每堆都有一个数字。然后他们通过抓阄儿的方式来决定谁得到哪堆木材。因为每个家庭都不知道他们会得到哪堆木材，所以都会努力劳动，以确保每一堆木材都足够用来度过寒冬。同样，每个家庭也知道，任何过度砍伐都会反过来惩罚他们，因为这意味着来年冬天木材将会减少。这个不成文的传统与激励机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村民既不拿多也不拿少，他们公平地分配并收获了木材。

在日本农村的部分地区，社区公共土地经常使用类似的规范来进行管理。奥斯特罗姆研究的另一个例子是坐落在富士山下湖泊周围的平野村、长池村和山中村。这些社区共享山坡上的森林，森林提供作为燃料的木材、可食用的野味、用于种植蔬菜的肥料（来自森林地面上的腐烂植物），森林还控制着山坡上水的流动以防止洪水泛滥和水土流失。其面临的问题在于，日本从17世纪开始经历了由建筑需求驱动的伐木热潮（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房屋、寺庙和神社，以及军事防御工事，都要大量使用木材），全国各地的森林迅速变成了荒芜之地，出现了更多的土壤侵蚀，因而山体滑坡也变得更加频繁。因此，村民想出了一个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自我约束制度。当地的传统规定了砍伐不同类型树木的确切日期，还限制了采伐窗口期的长度和可以同时参与砍伐的伐木工数量。所以，森林得以恢复，地面变得更坚实，村庄也得救了。

居住在达里恩的村民面临的问题是，他们要么通过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自由交换而生存下去，要么通过耗尽他们的自然资源而失败。在这里，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可以提供帮助，数十年的实地考察使她能够确定一系列支持自我管理的因素，并帮助阻止将森林和河流等公共资源置于危险境地的破坏性交易。划清环境资源的明确界限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准确地划分了什么是私人的，什么是共有的，在议事厅或集会上举行的定期会议要允许村民友好地开展辩论和解决任何矛盾。相对稳定的人口也有帮助，这意味着声誉变得非常重要，在一个人们倾向于待在原地的地方，任何违背当地传统的人都知道他们将面临巨大的代价——在接下来几年里要面对他们邻居的怒火。

总体而言，社区经常保护共同经济资源的事实使奥斯特罗姆对不受监管的市场持乐观态度。不过，她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注意到，即使非正规的经济体系也很少完全没有规则，既需要“大棒”，也需要“胡萝卜”。例如，日本的村庄有非正式的森林巡逻员，他们在林地上巡逻，实施罚款（通常是以清酒支付），并可以在非砍伐时间没收砍伐树木的设备。奥斯特罗姆还发现，在其他情况下，猖獗的机会主义行为会限制一个缺乏监督和惩罚其成员权力的偏远社区的经济发展，而达里恩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其中之一。

村庄的流动

奥斯特罗姆的第一条规则——应该有明确的环境资源边界——对达里恩起到约束作用。虽然达里恩峡谷的大部分地区允许公众进入，但它并不是完全免费的。巴拿马政府为恩贝拉、乌南和库纳部落保留了被称为原住民居住区的大片土地。虽然外来者有权在这些地区旅行，但公路的不完善，在有公路的地方确实存在的通行费和检查站限制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并且还禁止游客在离开时带走木材、肉类或其他自然资源。木材是部落的燃料来源，出售木材所得的资金被用来支持其他重要开支，比如购买独木舟的舷外马达，以及为新婚夫妇建造房屋时所需的混凝土块和瓦楞屋顶。

为了确保邻近的村庄不会耗尽这些公共区域的木材，专属区域受到许可证制度的保护——规定了每个村庄可以砍伐和出售的木材数量。此外，还有占地57.5万公顷的达里恩国家公园，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任何人在这里都不能砍伐最原始的雨林，周围有一个用来避免混乱的保护缓冲区。从理论上讲，这种安排似乎是两全其美的，允许村民自我管理，对自己的土地自由支配，并以贸易上限作为支撑。

虽然理论上官方界限在达里恩可能有很好的效果，但实际上却没有，奥斯特罗姆的许多条件在这里都失效了。当地活动人士赫梅尔·洛佩斯解释说，峡谷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地方，而是一个充满人口流动和非法移民的地方。达里恩是一块磁石，是巴拿马唯一有全国各民族代表的地方。洛佩斯说，在这里生活时间最长的是非洲裔达里恩人，他们是获得自由和脱逃的奴隶的后代，社会地位很高，通常拥有或经营企业。散布在达里恩各处的小超市和街角商店都是由华裔巴拿马人经营的，他们是19世纪50年代被运往这里从事铁路建设和20世纪初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劳工后代。甚至有两个原住民部落也是相对较新的移民，恩贝拉人和乌南人都是在18世纪末从哥伦比亚西部迁徙过来的。那些关系比较松散的人包括游牧的牧民和定居者，他们是从北方迁徙来的农场工人。最新到达的是大批哥伦比亚建筑工人，他们在这里修建公路。

共享这片土地的民族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感情，非裔达里恩人拥有作为创始人自吹自擂的权利。他们和其他老牌当地人认为经营商店是低级工作，他们看不起从事这些行业的华裔巴拿马人。这种感觉似乎是相互的，在亚维萨的便利店，顾客把钱扔给店主，店主又把零钱扔回给顾客，在交易中没有微笑或寒暄。恩贝拉人和乌南人曾经属于同一个部落，但现在却分裂了，他们都声称对某些领土有使用权，这使他们成为竞争对手。每个人似乎都厌恶西班牙裔的农民和定居者。

奥斯特罗姆曾经观察到，在成功的不受监管的市场中，人们会进行合作。但是何塞·金塔纳说，在达里恩峡谷中从事农业或林业的人之间没有合作。他是当地人，拥有一辆四轮驱动的卡车，为亚维萨丛林深处的村庄提供租车服务。最近尼亚姆（一种类似土豆的淀粉状根类植物）的市场价格波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尼亚姆在2016年出现了短缺，农民每卖100磅可收入50美元。何塞解释说，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每个农民都种植了尼亚姆，这导致了巨大的剩余，从而将价格压低到了9美元。但是，100磅的尼亚姆需要农民花费2美元进行挖掘和准备上市，再花费2美元将其运输到内河港口埃尔雷亚尔，另外还要付2美元给船长作为将其带到亚维萨出售的费用，考虑到工具和农民自己的劳动付出，9美元的价格是不值得的，所以曾经是茂密丛林的田地里到处都是未收割的尼亚姆，被丢弃掉任其腐烂。

何塞解释说，问题不仅仅是缺乏社区精神，还在于达里恩各个群体都在积极破坏彼此的计划。当我们前往国家公园一个名叫皮吉巴沙尔的恩贝拉部落小村庄时，何塞自豪地朝自己种植了可可树的田地挥了挥手。这些树木再过15年就可以砍伐了，而卖木材的收益足以支付他的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但他说，他必须在那之前看顾好这些树木，因为附近的任何人都可能砍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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