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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近代日本的起源(第3页)

明治时代的日本参考了好几种西方模式,从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在不同方面的经验。日本还参考了一些本地传统的模式:幕府时代末期的日本被分成240块不同的藩地,它们的纳税政策和其他制度都各有差异。除了这些正面的借鉴,明治时代的日本还从中国吸取了教训: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不幸使日本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避免什么。

明治政府的改革面向两方不同的“受众”:一方是日本国内的民众,另一方则是西方国家。一方面,这是日本自身的改革,目的是振兴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培养日本民众统一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此次改革还旨在让西方国家给予日本同等的尊重,因为如今日本已经采纳了受西方认可的西式制度。这既体现在基本的政府治理层面,比如制定西式宪法和法典,又体现在国民的外在形象方面,比如日本男性采纳了西式着装和发型。另外,日本天皇接受了西方的一夫一妻制,以西式婚礼迎娶了他的皇后。(在此之前,日本天皇通常妻妾成群。)

尽管明治政府的领导者在振兴日本以抵抗蛮夷这个目标上意见一致,但他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设计好全面的蓝图。事实上,明治时代日本的改革无论是从设计层面还是从行动层面都是逐个击破的:首先,建立国家军队,开拓政府收入来源,构建国家教育体系,还有废除封建制度;其次,出台宪法、民法和刑法;最后,通过战争进行海外扩张(随后将会讲到)。这些改革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毫无争议:明治时代的日本存在着内部冲突,比如之前提到过的武士叛乱和农民运动。

海外扩张

明治时代的日本实施的选择性变革中,还有一条主线我们没有讨论,那就是日本从海外扩张和军事侵略的对象转变为实施者。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实施锁国政策,并没有远征海外的雄心抱负。1853年,日本感受到军事实力更为强大的外国带来的紧迫威胁。

然而,到1868年,刚刚进入明治时代的日本因为军事改革和工业化发展而解除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并且有能力逐步进行海外扩张。日本在1869年迈出第一步,正式吞并了原来部分被幕府控制的北部岛屿北海道,这里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和日本人非常不一样。1874年,由于台湾岛上的原住民杀死了一些琉球渔民,日本对台湾岛进行惩罚性的武力讨伐。不过,讨伐结束后,日本退兵,并未吞并台湾岛。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位于日本南部几百英里处的群岛)。1894—1895年,日本在与中国的对抗中获得胜利,但没有吞并台湾岛。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明治时代的日本第一次尝试与西方国家对阵。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分别赢了俄国(见插图3.7和插图3.8)。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一个主要的欧洲国家在一场竭尽全力的战争中输给了一个亚洲国家。在随后签署的和平条约中,日本吞并了库页岛的南半部分,获得了南满铁路的控制权。日本在1905年把朝鲜变成“保护国”,并在1910年将其吞并。1914年,日本陆续征服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及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密克罗尼西亚岛殖民地(见插图3.9)。最后,在1915年,日本向中国递交“二十一条”文件,妄图把中国变成一个实际上的附属国。中国没有全然屈服,只同意了其中的部分要求。

日本在1894年之前就曾考虑进攻中国和朝鲜,但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当时日本觉得自己不够强大,也不想冒险被欧洲国家找到干预自己的借口。明治时代的日本唯一一次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是在1895年,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尾声阶段。中国向日本做出的让步包括,把中朝之间的海陆要道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可是,法国、俄国和德国联合起来,迫使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三年后,俄国强行从中国租借了辽东半岛。这次屈辱的经历让日本警醒,认识到自己在面对欧洲大国时还是处于弱势。于是,在1902年,日本和英国结成同盟,以获得保护和保障,之后日本于1904年进攻俄国。尽管有盟友英国确保其安全,日本还是等到欧洲军力深陷一战中,无力像在1895年那样干预自己的时候,才对中国提出要求。

简而言之,日本在明治时代的海外军事扩张取得了持续的成功,因为每走一步,日本都对自己的目标和相对实力进行了诚实、现实、审慎、充分的自我评估,并且对日本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进行了正确估算。明治时代成功实行海外扩张的日本和1945年8月14日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日,日本同时与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还有许多对日本宣战但实际没有参与战斗的国家)开战。面对这样的对手组合,日本毫无胜算。日军的大部队在中国耗损多年。美国的轰炸机摧毁了日本的大部分城市。两颗原子弹将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一支英美舰队连续轰炸日本沿岸。苏军在满洲里和库页岛试图攻破脆弱的日本防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对日本驻防部队进行扫荡。几乎所有的日本大型战舰和商船都被击沉或者摧毁。超过300万日本人被杀。

如果说,日本是因为外交政策失误而被所有的国家攻击,这本身已经够糟糕的了。然而,更糟糕的是,是日本先对那些国家发动了攻击。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1938年和1939年,日本和苏联展开了两场短暂却血腥的边界战争。1941年,日本同时对美国、英国及荷兰发动突袭,尽管当时日本与苏联之间随时可能重燃战火。日本对英国发动进攻还意味着向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开战,日军随后开始轰炸澳大利亚。1945年,苏联对日本进行反击。同年8月15日,日本最终走向了无法避免的结局——投降。为什么日本从1937年开始会一步步走向如此不切实际的军事扩张,直至最终失败?为什么明治时代的日本从1868年开始一步步实施的军事扩张都能切合实际,并且取得了成功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日俄战争中日本的旗开得胜、对《凡尔赛和约》的幻灭、1929日本出口拉动型经济的崩溃等。对照本书的主题,还有一个因素尤为相关,那就是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领导者在知识储备方面的差异和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的能力差异。在明治时代,包括日本军方领导者在内的许多日本人都曾出访海外。由此,他们获得了有关中国、美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及其海陆两军的详尽的第一手信息,并据此将这些国家与自己国家的实力进行比较,做出诚实的评估。然后,日本只在胸有成竹的时候才发动进攻。与之相比,在20世纪30年代,亚洲大陆上的日本军队是由一群热血澎湃的年轻军官统领,他们没有海外经历(除了在纳粹德国的经历),也不服从那些坐镇东京、经验充足的日本领导者。这些年轻热血的军官对于日本的潜在对手的工业实力和军事实力缺乏第一手资料。他们不了解美国人的心态,认为美国是个不想打仗的国家。

当时,还是有不少老一辈的日本政府领导者和军队将领(尤其是日本的海军将领)确实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实力有直接的了解。当我在1998年第一次到日本时,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晚餐桌上认识了一名退休的日本钢铁厂主管,那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老人向我回忆起他在20世纪30年代参观美国钢铁厂的经历。他告诉我,当他发现美国的高质钢材制造能力是日本的50倍之多时,他极为震惊,单凭这个事实他就断定,日本与美国打仗是极其不明智的决定。

可惜,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这批有海外经历的老一辈领导者已经没有什么权力,只能退居幕后,其中有一些人还遭到那些没有海外经历的热血青年的谋杀,就如同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热血志士刺杀或恐吓当时的日本领导者一样。当然,那些志士也没有出过国,他们对海外国家的实力的了解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热血青年多。但这两个群体的区别在于,志士对西方人的攻击引发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对鹿儿岛和下关海峡的轰炸,这使志士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策略并不现实。而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这样一场针对日本的轰炸事件来把那些没有海外经历的日本年轻军官拉回现实。

除此之外,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和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领导者的历史经验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成长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弱小的日本,内有纷争冲突,外有潜在的西方强敌。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领导者眼中,战争是成功的代名词,他们沉醉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中。他们曾在旅顺港成功突袭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并用同样的方式对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突袭(见插图3.7)。不仅如此,日本海军还在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见插图3.8)。在第六章讨论德国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另外一个同一国家不同年代的人因迥异的历史经验而持有完全相反的政治观点的例子。

所以说,日本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仍发动二战的部分原因(而非全部原因)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日本年轻军官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历史经验,无法做出诚实、现实、审慎的自我评估。这为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危机框架

明治时代的日本深刻体现了我们在第一章中参照个人危机结果的影响因素所列出的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大部分因素。其中,在本书讨论的7个国家案例中,有一项因素(表1.2中的因素5)在日本体现得最为突出,另外一项因素(因素7)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两个国家案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另有7项因素(因素1、因素3、因素4、因素6、因素9、因素10和因素11)对日本也很重要,还有一项因素(因素12)在日本既发挥了积极作用又发挥了消极作用。

比起本书中其余的任何一个国家,明治时代的日本在借鉴他国经验(因素5)方面走得最远。日本首先对他国不同的模式进行仔细的比较,然后在每个特定层面挑选一种最适合自己当前国情的模式。因此,日本的宪法和陆军受到德国模式的启发,海军借鉴了英国模式,民法典的初稿学习了法国模式,1879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则取经美国模式。甚至可以说,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成了板垣退助等人在1970年起草政府改革提案的参照材料,因为他们在提案的序文部分就提出人权平等的概念,后面的众多结论均是基于这一概念。(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二句是:“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后面的许多结论均是由此引申出来的。)板垣退助等人所提倡的美国政府模式后来未被采纳,但有许多其他的外国模式被一一采纳。

我们在上一部分讨论了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所发挥的作用,在我们的国家案例中,在这一方面能与日本匹敌的只有芬兰。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明确,成功的国家自我评估需要具备两个元素,缺一不可。一个是愿意直面痛苦的真相。在日本的例子中,这个真相是西方国家比自己强大,因此日本必须通过“师夷长技”方能获得足以制夷的强大实力。另一个必要前提是知识储备。对明治政府领导者和明治维新之前10年的日本志士来说,仅仅能认识到西方军事实力强劲的痛苦真相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通过直接观察或体验来获取培养这种实力的知识。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年轻军官显然缺乏关于西方军事实力的第一手知识。与明治时代日本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相关的,是我们提出的另外一项影响危机结果的因素:日本国内对于佩里叩关为日本带来的危机的共识(因素1)。

明治时代的日本展现出划清界限并实施选择性变革(因素3)的必要性。日本社会的很多方面出现了重大改变,涵括了经济、法律、军事、政治、社会和科学技术领域。但日本传统社会的其余特征在明治时代得到保留,这些特征包括儒家道德观念、天皇崇拜、单一民族特性、孝道、神道,还有日本的文字体系。一开始,有人提议对其中的某些传统特征进行改革,比如在日本建立共和政体,采用西方字母。然而,日本迅速地划清了界限,区分开那些值得保留的传统特征和那些需要做出改变的部分。虽然日本国民做出改变的意愿很强烈,但其保留传统的意愿也不弱,因此,有一些变革必须被包装成“创造性传统”以获得大众的认可。这种激烈的变革和对传统的保留并存的状态还体现了另外一项因素,那就是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因素10)。

通过借鉴外国模式,明治时代的日本体现了获得他国帮助(因素4)的价值。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数不胜数:早在1864年,居住在长崎的英国商人托马斯·格罗夫(ThomasGlover)就曾指派一行19个萨摩藩人到英国学习;在欧洲和美国,有许多西方人曾接待日本人;1886年,德国顾问阿尔伯特·墨塞(AlbertMosse)和赫尔曼·勒斯勒尔(Her-mannRoesler)到达日本,协助伊藤博文起草日本宪法;还有英国的维克斯造船厂,它为日本建造了第一艘巡洋舰“金刚号”,这艘战舰为日本后来自行建造的三艘巡洋舰——“榛名号”“比睿号”“雾岛号”提供了参考模板。

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均展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因素6)。在日本国民和他们的领导者心中,自己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更优越的,并且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分隔开来的。这种共同的信仰使日本人克服了明治时代的压力,虽然有些时候他们在如何最好地保障日本的未来方面有些异议,但他们从未怀疑自己国家的价值。

明治时代的日本富有耐心,能够忍受最初的失败,坚持不懈,直到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法(因素9)。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面对外来威胁的最初回应是,试图把外国人排除在外,在外国人被限制于特定的日本通商口岸之后,日本试图再次驱逐他们。但幕府、志士和明治政府领导者都逐渐意识到并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方法不管用,日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把日本的国门向西方打开,向西方学习,从而振兴日本实力。同样地,日本在创立法律规章、开创国民教育体系、制定宪法方面也经历了起草、试验和修改的过程。在这三个领域,明治政府开始都借鉴了一种或多种外国模式,之后又因为不适合日本的国情而舍弃,并在最后采用另外一种西方模式。例如,日本民法典的制定从最初的法国模式转向英国模式,最后采用了德国模式。

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观(因素11)使日本人团结一致,甘愿为国家做出牺牲。在这些价值观当中,忠于天皇被排在前面。这种价值观在二战末期展露无遗。当美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尽管刚刚经历两次原子弹轰炸的日本正处于军事无望的状态之中,日本人还是坚持要在“天皇陛下作为主权统治者的特权不受该投降宣言所提要求损害”的情况下方愿意投降。如果美国不接受这一条件,那么对于美国威胁入侵日本领土的行为,日本将抵抗到底。日本核心价值观的力量还体现在二战当中,愿意实施自杀式袭击任务的日本士兵数量之大是现代国家之最。其中最有名的可以说是神风特攻队(飞行员驾驶传统战机对目标实施自杀式袭击),还有“樱花飞弹”(飞行员驾驶满载炸药的火箭动力滑翔机冲向敌军战舰)和“回天”鱼雷(水手驾驶和操作鱼雷从日本战舰驶向敌方战舰)的操作者。这些技术含量很高的自杀式武器出现于二战末期,在此之前几年,日本实施的都是低技术水平的自杀式袭击,即日本士兵在诈降后引爆事先隐藏起来的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除此之外,战败的日本士兵和军官还会自杀,以遵从被反复灌输的“绝不投降”理念。例如,1943年11月,塔拉瓦战役中,对抗美军入侵的2571名日本精英部队成员中有2563人牺牲,后来有很多士兵都是自杀的,最后被美方俘虏的仅有8人。

日本作为一个没有陆地边界的群岛,和那些与其他国家共享边界的国家(比如芬兰和德国)相比,在不受地缘政治约束(因素12)方面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我们在上一章看到,芬兰和俄罗斯之间漫长的边界构成了芬兰最根本的问题。在第六章,我们将会看到,和强大的邻国共享边界也是德国历史上的重要主题。尽管如此,强大的他国仍然是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的日本面临的根本问题,尽管那些国家和日本相隔半个地球。早在19世纪出现,同样适用于现代世界的是,科技缓解了地缘政治的约束,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约束。

问题讨论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这一案例最后,我们来讨论仅存在于国家危机而未存在于个人危机中的4个因素:革命还是改革、领导者的角色、群体冲突与和解,以及一致视角的出现或缺失。

国家危机有时会以暴力革命的形式体现(例如1973年的智利,还有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有时会以和平变革的方式体现(例如二战后的澳大利亚)。明治时代的日本似乎处在两者之间,但比较偏向后者。幕府的统治以不流血政变的形式结束于1868年1月3日。幕府将军的部分支持者,而不是幕府将军本人,随后进行了反抗,但最终在持续了一年半的内战后被打败。但是,这场内战造成的伤亡相对较少,和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政变与反政变行动、1973年的智利政变及其余波,以及1918年的芬兰内战完全没有可比性。

明治维新运动中没有出现像希特勒、皮诺切特或苏哈托那般的领导者,这些人分别在纳粹德国、1973年后的智利以及1965年后的印度尼西亚留下了深刻的个人烙印。相反,明治时代的日本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好几位领导者,并且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高层权力的逐渐转移。日本这些领导者之间的共性是拥有对西方的直接了解,并且共同致力于实施通过选择性借鉴外国模式振兴日本的基本策略。日本天皇一直担任象征性首领而非实际意义上的国家领导者。

说到群体冲突与和解,1853—1868年,日本国内针对该国应当实施的基本战略出现过不同的声音。从1868年开始,当基本战略确定后,像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日本国内针对如何有效落实该基本战略出现冲突。直到1877年,部分冲突通过暴力得到了解决:尤其是1869年以前幕府与萨摩藩–长州藩联盟之间的冲突、19世纪60年代日本志士和日本温和派之间的冲突,还有明治政府和持有不同政见的武士之间的冲突,后者体现为武士暴乱。这些冲突的暴力水平比起智利和印度尼西亚都算得上温和。随后,日本这些冲突双方的和解比起智利更为彻底,更不用说和印度尼西亚相比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冲突没有导致那么多人被杀,另一方面是因为明治政府领导者更加努力且更有技巧地和他们的对手进行和解,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的军方领导者则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本书讨论到的其他国家中,1918年内战后的芬兰在解决暴力冲突方面的成果与明治时代的日本最为接近。

大多数国家危机的化解离不开多方面的政策改革,有的国家是逐个设计和执行的,有的国家则是基于一个统一的蓝图。明治时代的日本比较接近后种情况。这并不是说明治时代日本的领导者同时进行所有的政策改革:他们知道有些问题比起其他的问题要更迫切。他们先是建立了皇家陆军,实行税务改革,并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解决了其他一些急需处理的问题,直到1894年,日本开始实施全面海外扩张行动。然而,这些政策都是基于一个原则,即日本人在明治时代之初就达成的共识:日本需要在各个领域都变得强大,这需要通过选择性地学习西方来实现。

明治时代的日本为我们提供了通过选择性变革化解国家危机的第二个典型案例。芬兰(我们的第一个案例)和明治时代的日本的相似之处在于,两个国家都是因为长期存在的外部军事威胁突然表现出来而陷入突发式危机。芬兰人和日本人都有着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国家核心价值观,为了守护这些观念,他们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仍旧选择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维持自己的国家。在这个方面,日本人真正面临的挑战发生在二战期间而不是在明治时代。两国人民都太过现实和诚实,甚至有些残忍。不过,在其他一些方面,芬兰和明治时代的日本处于两个极端。明治时代的日本从其他国家得到了帮助,而这些国家正是当时威胁日本的国家。芬兰在冬季战争中基本上没有得到帮助。日本通过大量借鉴他国经验化解了自己的危机,芬兰则没有能够借鉴的对象。日本拥有大量的人口、强劲的经济实力,并且远离威胁,这足以让日本争取到时间和空间,使自己达到能与威胁者抗衡的军事水平。芬兰和俄罗斯在地理位置上的靠近以及在规模上的差距使芬兰无路可退。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转向跟芬兰和明治时代的日本一样经历了突发式危机的国家,但在这两个案例中,危机的爆发源自国家内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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